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2006-4-6 15:58:02 小 引  

    这篇小说与传统“工人文学”，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即传统“工人文学”是强调文本中的人物与现实原型之间的指涉关系的，哪怕是把班组里的好人好事拔高成英雄事迹，但这种指涉关系也依然会被理直气壮地强调。而《病》却似乎是在有意回避这种指涉关系，因为现实中的老工人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弱势群体，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才是他们最迫切的吁求，而像老张这样仿佛是生活在真空里的“老工人”，实在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作者便有意让他在家吃了十多年劳保，以拉大他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然而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家里也同样不可能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让老张压根不知道社会上还有贪污腐败这回事，这可能吗？对此，《病》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实际上，老张这个人物所指涉的，并非现实社会中的任何工人群体，而是早年由“工人文学”所虚构的“老工人形象”。作者是把传统“工人文学”的话语方式，以类似“老革命遇上新问题”式的套路，“拼接”到现实语境中来的。然而，由此所构成的反差，就其深层意义而言，却并不能支持作者的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故事简直就是一个有关“工人文学”的反讽。
    传统“工人文学”在修辞上始终以民间声音自居，以“工人”、“人民”等群体的名义讲话，而不同的声音、个人的诉求，则通通地被湮没了。到了《柳魂》那里，这种仿佛已被“自然化”了的群体声音，其自身便已出现了裂痕——那几个“老工人”已经不能代表多数工人讲话了，他们所代表的其实只是已经陈旧了的意识形态。而这种以“工人群体”为标榜的声音，在小说《病》中，则彻底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反讽境地。工人们对保有着这种声音的老张，是那样的陌生和排斥，纷纷讥之为“有毛病”……虽然作者仍沿袭了传统“工人文学”中的那种把意识形态内化为道德评判的做法，在勤劳/懒惰、先进/落后之类的语义二元对立中，以干活任劳任怨、奋勇救火等行为来赋予老张以正义性，但这实际上等于是在宣布：当代大多数工人都已变质，成为懒惰、落后的人众云云。这恐怕是为现实中真正的工人群体所不能答应的吧？
    这篇小说不啻于一把双刃剑，在揭示社会弊端的同时，也解构了“工人文学”自身。它让我们看到，当把昔日的意识形态话语，放到一个多音共鸣的语境中后，会显得多么可笑。其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式的语义选择，已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即便是用来批判（而非以往的歌颂）社会，都已是力不从心的了。对此，就连作者也无法再给小说加上一个如《柳魂》那样幻想的光明尾巴，而是不得不让象征着传统“工人文学”的老张，从此住进医院去了。
    从《柳魂》到《病》，清晰地显示出传统“工人文学”日趋式微的轨迹。
    而另外的一些线索则与上面描述的发展轨迹有所不同，那就是传统“工人文学”的分化与转换。一些工人作家改弦易辙，放弃了空间狭小的“工业题材”，而转入到诸如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以及通俗文艺的写作中去。这种选择对于工人作家是比较适合的，那些在“工业题材”写作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在民间故事和通俗文艺的写作中，则是有可能予以回避的。比如叙述语言的缺乏张力，在通俗作品中就未必再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了，而且僵化的意识形态套式也会得到淡化。与万国儒同时代的天津工人作家张知行，晚年就写出了《杨柳青年画传说》、《南市的故事》、《泥人张的故事》、《“小蘑菇”常宝堃》等民间故事，以及长篇小说《特殊公民》等大量作品。（55）
    另一方面，传统的“工人文学”虽然衰落了，但其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叙事，却通过一系列的转换，以“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等新的姿态继续存在着。前面曾分析过，“改革文学”（也包括“现实主义冲击波”、“反腐文学”等）与“工人文学”在深层参动者模式上都如出一辙。有些像《欢乐的离别》、《钢铁厂的大门》等“工人文学”中描写老工人舍不得生产工具的老套故事，甚至就又直接出现在了“三驾马车”的小说中（如工厂易主后，老工人抱着机器不肯离开等）。而其之所以还能继续招徕读者的秘诀即在于，它把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在文本中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想象幻化为机遇/挑战之类的表述方式，并以此演化为形形色色的英雄叙事。同时在叙事中再大量加入诸如“官场”、“财经”、“商战”、“情爱”、“江湖”、“黑幕”等大众文化要素，使其更加适合普通大众读者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