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2006-4-6 15:58:02 小 引  

    但在《柳魂》中，老工人的权威性却遭遇了空前的挑战：秦师傅要求恢复“祭柳”（纪念两个在解放战争中为保护厂房而献身的工人。因有两棵溅满鲜血的柳木桩又发芽了，故秦师傅认为这两棵树桩就是那两个工人的化身）活动，但没有结果，厂领导说：那虽然不是宣传迷信，但属于忆苦思甜，今天已失去说服力了。而青年工人则说：“旧社会是不好，可你十三岁上就有了工作；我们呢，二十三岁还呆在家里待业呀！”他们的这种言行，还被年轻人讥为“四化脑袋”——思想僵化、没有文化、血管硬化、等着火化。
    可以说，以秦师傅为代表的老工人所遭遇的挑战，其实正是以独白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叙事为基本特征的“工人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所面临困境的某种隐喻。具有独白特征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去反省由于自身对语言的滥用所导致的语义贬值（失去说服力），反而不能容忍其他话语形式的存在以及语义的双重化和无差异化（在小说中表现为对进步/落后、新社会/旧社会等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消解）。构成这篇小说基本冲突的，正是陈旧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日益多元化、复杂化了的社会语言环境的碰撞。
    旅美学者刘禾在一篇分析意识形态对民歌《刘三姐》的利用和改造的文章中说：“官方以民众的名义创造出的‘革命通俗文艺’，不仅在政治上成为改造知识分子群体的手段，同时又是破坏中国雅文化的社会运动，它造成的文化后果远比政治后果更为严重。……真正失落的，是中国本土的那个雅文化，就今天来讲，就是……作为社会道德和文化理想的代言人（而不是民众代言人）的知识分子。”（53）这段话对于同样是被意识形态所利用，且具有“反智主义”倾向的“工人文学”而言，也是适用的。可以说，正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思想禁锢，各种“伪民间”的泛滥和真正的知识分子声音的消失，才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普遍缺失，以及各种小市民话语的甚嚣尘上瓦釜雷鸣。晚年的万国儒仍不能从这样的角度来反思“工人文学”，却依然将陈旧的意识形态说教视为救世良方，以致与新的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格格不入。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悲剧。虽然他给《柳魂》安上了一个近乎是笑话的光明的尾巴——通过大搞“献千元”、“三热爱”等运动，以及对偶像化了的“扑柳”的凭吊，老传统又回来啦——但这也只能是一种寄希望于借助政治方式去干预生活，并重新建立其话语霸权地位的一相情愿的幻想而已。事实上，《柳魂》已经可视为是传统“工人文学”的一首挽歌了。
    进入21世纪以后，另一篇属于“工人文学”的小小说《病》（54），恰好与20世纪80年代的《柳魂》相映成趣。两相对照，传统“工人文学”步入困境的轨迹，便一目了然了。在这篇小说里，作为传统“工人文学”象征的老工人——老张师傅——又以主人公的身份出场了。为了让老张师傅仍能保持传统“工人文学”中老工人的本色，作者有意让他出场之前，在家吃了十多年的劳保，对外面的世界，是“不知有秦汉无论魏晋”。上班以后，老张因为思想和言行都还停留在过去那些年代的话语模式上，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看见工人们聊天，他要干预，说什么“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当听说厂里的头头贪污受贿、公款吃喝等情况后，他不相信，还要找领导去聊聊，怕人家犯错误……等到工人们被厂方禁止聊天了以后，他却又主动去找人家搭讪……于是大家都说，老张这人有毛病。后来老张因救火住进了医院，行政科长说，“正打算送他去精神病院瞧瞧呢，这下省事儿了。”……
    作者的立场无疑是站在老张——也就是传统“工人文学”的语义选择——一边的，作者的意图也十分明确，就是要借老张这个如出土文物般的“工人文学”中的形象来达到讽世的目的。且不说这种“焦大”式的愤世有多么荒谬，单就小说的文本自身而言，其实就足以颠覆作者原本要表达的意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