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2006-4-6 15:58:02 小 引  

    清规戒律一旦在头脑里生根，就会产生种种奇怪的现象。比如说：工人作家，属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一言一行，影响至巨。工人作家头脑中一旦有了这个概念，他既要选择正面，又要选择先进，在对这些高大者进行艺术处理时，又必定叫他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照顾影响，其作品枯燥无味，就定而不可移了。……
二、扩大借鉴的范围。
    我们都知道仰慕那些老一辈的革命作家。研究他们的创作道路的同时，须知道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我们读的书很少，这是我们创作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要摆脱愚昧或半愚昧的状态。
…… ……（49）

    这篇看似十分得体的小序，实际上写得很微妙。孙犁除附和了茅盾已有的评价外，几乎就没再具体说出万国儒的小说还有什么优点，反倒话锋一转，以“总结经验”的名义，十分委婉但却是极其深刻地批评了以万国儒为代表的“工人文学”。诸如由“工业题材”限定了的狭小的创作空间，过分意识形态化了的枯燥无味的叙事俗套，以及废书不观缺乏话语资源的愚昧或半愚昧的状态……如果再加上他写在《阿凤散文集序》中有关“太平歌词”的话，就可以说是对天津“工人文学”的一个粗略但却不乏洞见的总结了。（50）
    而当年茅盾的那些评价，在今天看来，也实在算不得是什么“不刊之论”了，难道起几个“外号”，编几段顺口溜，就算得上是“风趣盎然”吗？再者，篇幅的长短并不能决定文本的优劣，只有具备文体意义的“短”才是值得提倡的，而万国儒的“短”则完全是因为拙于叙事而根本就写不长。
    值得一提的是，“南胡”的“洋”与“北万”们的“土”，还曾在一次“南胡”来津的座谈中，得到了戏剧化的凸显。“南胡”的眼界和见识以及衣着风度，都令“北万”们倾慕不已。与万国儒、张知行等人一同出席了那次座谈的孙茂森，后来回忆道：“记得胡万春一身浅米色纯毛中山装，头戴浅米色前进帽，金丝眼镜，外罩浅米色毛华达呢夹大衣，十分潇洒，格外精神。他当时已是上海钢厂三厂党委办公室主任了。我们都以有这样大度、豪放的工人作家而高兴。”（51）
    “南胡”对“北万”们的超越，实际上是他于误打误撞中以来自“五四”时期的文学话语（仅是浅层次的），对“解放区文学”话语的超越；是以具有现代化特征的“洋气”，对片面强调民族化特征的“土气”的超越。而这对那个源自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乌托邦来说，不啻为一个莫大的讽刺。在那个深具“语音中心主义”特征的乌托邦里，“大众语”+工/农作家，被视为文学的一种最高境界。而“工人文学”，这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规模空前的话语实践却最终证明，“工人文学”中仅有的一点微弱的亮色，还是从久已被束之高阁了的“五四”文学话语中寻得的。从不满于“白话”（文字）而走向“大众语”（语音）始，却以“大众语”向“白话”的回归终，其间所涉及的诸如语音/文字、生活/文本等一系列的中心/边缘关系，在德里达那里不过是以某种语言的自由嬉戏的方式便给解构了，但在中国，却是以几代人毕生心血的付之东流为代价，才被证伪了的。思之，实令人浩叹不已！

2、后—“工人文学”

    万国儒晚年，曾写过一篇叫《柳魂》的小说。与他早年的作品相比，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写法上，都看不出有多大的转变。小说以前面曾分析过的，类似《我的第一个上级》的那种第一人称故事内叙述展开，讲述了老工人秦炳师傅“祭柳”的故事。但在这个老套的“讲传统”的故事中，却传达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新的信息。
    在“工人文学”中，老工人老师傅的形象，往往就是作者立场的化身，是工人阶级优秀品质的具体象征，是集正义、真理、经验、智慧、威望于一身的正面人物中的正面人物。甚至可以说，“工人文学”的价值判断，亦即政治意识形态的语义选择，便是附着在这些人物的身上显现的。这些老工人在文本之外的实际生活中，就是裴宜理所说的在企业中享有一定特权以及优厚工资待遇的那一部分“技术工人”。虽然这些老资格的技术工人，与边缘工人——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工——的矛盾与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52），但在以往的“工人文学”中，都被诸如先进帮助落后、师傅帮助徒弟之类的温情故事给遮蔽了。在这类故事中，老工人、老师傅是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