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2006-4-6 15:58:02 小 引  

    “北万”的这种叙述方式不但乏善可陈，而且根本就是荒唐可笑的。且不说在工业技术还很落后的20世纪50-60年代，工厂里的机械化运动能否真的“像冬天燎荒似的”那样快，就算是这种“机械化运动”真能捷报频传，难道就会“先进”到连个铁锤都无处安置的地步吗？时至自动生产线、流水线已大量普及的今日，铁锤也仍不失为工厂里有用的工具，也尚未有与之做“欢乐的离别”的必要，那么半个世纪前的这种“欢乐的离别”，不是一种“大跃进”式的意识形态梦呓，又会是什么呢？
    “北万”的小说，与一般的“工人文学”作品，还有一个很大的通病是：叙述话语的过分粗糙与单调。
    前面曾提到，“工业题材”，尤其是所谓的“车间文学”，由于要涉及相关的工业专门用语，致使其语言本来就缺乏“张力”。而工人作者又大多是从写通讯报道开始的，其小说有些简直就是虚构的通讯。我们知道，新闻用语与文学用语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现代诗学的相关研究表明，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最大区别是，文学语言作为一种能指系统，重在其自身的结构方式，而不在于其所指称的外在的具体对象。换言之，文学语言与语言的实用语境是相脱离了的，因为文学构成了其自己的语境。而新闻语言则恰恰相反，其指称外在具体事物是否可靠、详实才是最为重要的。虽然“新闻”、“新闻体”作为某种修辞方式也可以进入到小说中来，但小说中的“新闻”只是被戏拟了的“新闻”，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可信的新闻了。
    工人作者大多不能了解文学语言的这种特性，故多把注意力放在了与外在指称物的“是不是”或“像不像”上，而很少去注意其作为能指的“诗学功能”，（46）这样一来就更使其语言显得枯燥呆板了。另外，“工人文学”的叙述者总是用一种粗莽的声音讲话，以为惟有如此才更“工人”更“生活”，而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其实是将“工人”简单化，单一化和模式化了。方言和口语未始不能用，是要看如何用。如果使用的结果，不是丰富了其内涵而是相反，不是引入了多种的声音并形成对话，而是排斥了不同的声音以致沦为枯燥的独白，那么这种对方言口语的片面追求便无疑是失败的了。
    相比之下，胡万春在这方面做的要好得多。他的小说中的叙述者，已经不完全用那种单调的声音讲话了，而且还出现了一些视角上的变化。像小说《“阿粹斯”号》，叙述者就没有用通常“工人文学”中的那种粗喉大嗓的声音去直接讲老水手阿华的故事，相反地却用了细腻且充满伤感的语调，来转述阿华所讲的故事。而《路》中的叙述者，更是按照一个小男孩的所见所思所感来叙述故事，叙述者对故事的阐释程度，也有意地限制在不超过一个儿童的认知水平上，从而让故事外的读者比故事中的未成年主人公知道得更多。虽然这只是个有关血缘/阶级之类的老套“诉苦”故事，但哀婉动人的叙述还是使其超出了一般“工人文学”的水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胡万春的小说中，这种叙述声音上的变化，其实是与他在写作中对所谓“工业题材”的超越相联系着的。他那几篇水平相对较高一些的小说，如《路》、《骨肉》、《过年》等，写的其实都不是“工业题材”。对此，胡万春在《给李希凡同志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是颇值得留意的：“最初，我创作短篇小说《骨肉》，就是学习鲁迅的。后来，我感到鲁迅、茅盾那样继承传统和民族化的路子对我比较合适，就有意识沿着他们的路子走，这就是我后来创作的《路》、《过年》、《卖饼》、《金色的梦》、《广告人》、《金马玉堂》等。这些小说都是反映旧社会的，与鲁迅、茅盾短篇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是一致的，这在内容与形式上比较容易统一。我无法达到赵树理、孙犁那种境地，浩然、刘绍棠可以做到，但我不能。但我可以学习鲁迅、茅盾，因为我的语言也是以浙东一带为基础的……但是，长期以来，我的作品主要是中、短篇小说，而且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题材为主的，由于生活基调不同，内容不同，我在继承传统问题上就很难完全采取鲁迅与茅盾凄凉、悲哀的表现手法，可以用来表现《骨肉》，但不能用来表现《特殊性格的人》。我从小在上海长大，比较熟悉上海。上海这个地方，殖民地色彩比较浓，充满着洋气，外地人看上海就像今天内地人看香港一样。何况现代工业洋玩意儿特别多，一个普通技工说话满口洋字眼，什么‘婆司’、‘培令’……时至今日，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尚带有洋味的，包括我本人在内。因此，我的作品多数不可能出现赵树理、孙犁那种乡土气。用《白洋淀纪事》的文笔去描写烟雾腾腾和火光冲天的炼钢炼铁，完全牛头不对马嘴。这就要求我在处理这方面题材时进行新的探索，只能在继承传统和民族化问题上按照内容来选择，寻找新的路子。所以，我更多的是吸取外国文学的经验，特别是受苏联文学的影响较深。”（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