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2006-4-6 15:58:02 小 引  

三、工人文学的差异：分析与比较
1、“南胡北万”

    会聚在“工人文学”这一标识下的一系列相关文本，虽然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叙事，有着其共同的修辞策略和深层结构，但其内在的差异性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对工人作家主体的塑造，从来都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而这又恰好会在“工人文学”内在的差异中表现出来。抵抗和变革的潜在可能性，其实也正蕴藏在这些差异之中。
    20世纪50-60年代的工人文学写作，主要集中在津、沪等几个大的工业城市。那时津、沪等现代化城市，其在都市文化方面的意义都已十分模糊，而作为某种工业基地的意义则极其凸显。在此语境中，工人文学作为工业城市的工业题材文学，自然也被当成了“工业口”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一项。从地域方面看，津、沪两地是“工人文学”的重镇，相比之下，北京虽也出现了李学鳌等工人作家，但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不及天津和上海。就工人文学的写作水平论，自应以上海的胡万春为最；而就工人文学的组织规模论，天津又当数第一，这大概与天津特殊的民间文化背景有关吧。
    上海的胡万春，和天津的万国儒，一时并称“南胡北万”，颇负盛名。但“南胡”与“北万”之间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是“工人文学”内部差异性的某种代表。
    万国儒的小说，与绝大多数的“工人文学”作品一样，是有着同样的通病的。首先，万国儒等人的文本还基本停留在“故事”的形态上，而其作为小说（Fiction）的文本特征则是模糊的。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小说在“叙述”上，是乏善可陈的。在西方的经典叙述学理论中，“故事”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有国内学者认为：“‘话语’与‘故事’的区分大体相当于中国传统上对‘文’与‘事’的区别。”（43）按照这种说法，万国儒以及大多数工人作者的小说，其通病之一，即是其多为乏“文”之“事”（意识形态故事）。
    而胡万春的小说，虽然在“事”上，也同样都是些意识形态编码的故事，但在“文”上，却比万国儒等人高明得多。诸如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运用以及聚焦的转换等，都已经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初步的应用。即便是“工人文学”中最老套的故事——老工人对生产工具的感情——也讲得要比同类的小说有趣些。比如，他的《钢铁厂的大门》与万国儒的《欢乐的离别》，就都属于讲此类故事的小说，《钢铁厂的大门》说的是老工人阿棠师傅舍不得陪伴了自己多年的老行车，而《欢乐的离别》则说的是老冯师傅舍不得自己那把宝贝大铁锤的事。胡万春为了让他的故事不至于太枯燥，调动了若干文本手段。比如，让叙述者直接对读者说话，借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利用对照片等静态瞬间的描述，来过渡故事等等：

    你看，这是最近在报纸上登出来的一张照片，上面照的是一爿钢铁厂的大门，它很雄伟，完全是用钢铁做成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两个月以前照的这张照片，就知道工厂扩建得多快呀！你看，同样照的是钢铁厂的大门，可是这跟现在的多么不同呀！……（44）

    而万国儒的《欢乐的离别》，则完全是靠叙述者那单调的声音，来讲述故事的前因后果：

    厂子里搞起机械化运动，俺就调到指挥部里当统计员，专门统计各车间机械化的进度。……那天，师傅对俺说：“小李子，你在统计的时候，要不断给我提个醒，全厂的手工活咱们包了，不”化“完就不收兵，可甭让一件手工操作漏过去呀！”
    厂子里的机械化运动，就像冬天燎荒似的，一点就扑扑拉拉着开了。指挥部门口刚停下报捷的锣鼓，就又响起报喜的鞭炮……可这天，俺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俺师傅——这个一天忙着给别的工序机械化的老保全工，他自己却没“化”，他那把大铁锤还没扔掉，这真叫人好笑。……（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