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隐喻研究与形式主义文论（之二）
2008-4-19 12:05:48 藏 策 

其次，按照内容与形式的同步原则，不同叙述者、不同视角、不同的讲述方式，将使故事的意义发生不同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叙述方式所呈现的是故事的不同的语义，叙述方式与故事之间最紧密的纽带就是语义，而其他都是次要的。所以对故事对小说的分析，也应该围绕语义进行。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结构主义叙事学对故事的分析，虽然作为一个理论模板对于小说的分析很有帮助，但却不符合发生学意义上的文本生成规则。无论是普罗普式的把故事分解为31种功能，还是热耐特等人的把故事分解为一个个故事序列，都忽略了语义在故事生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如没有内容的形式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样，没有语义，故事也将永远停留在支离破碎的“事件”阶段，而无法生成。简单的语义，如简单的二元对立，生成的是简单的故事，而复杂的语义则会生成复杂的故事，而复杂的故事实际上就已经是文本化的了，所以语义不仅生成故事，同时也生成文本。

对语义的发现，也就是对意义的发现。只有这种发现才会促成作者对自我的发现，对生活（话语资源）的发现，对故事以及对文本的发现。

丧失了发现的叙述是文本的一种变态，比如那些一味模仿技巧的所谓“实验文本”，比如那些在叙事学理论的指引下，一味地变换视角变换叙述花样而对故事本身并无真正发现的小说。这类作品往往被传统主义者指控为内容空洞的“形式主义”，从而让形式主义因此而长期背负着污名。其实这类作品的失败，不仅失败在所谓“内容”上，更是失败在形式上。虽然内容与形式是同步的，繁复而花哨的叙述形式也同样会给文本在内容上添加许多“意义”，但只要这些意义不是建立在新发现的基础上的，那就只会衍生出负面的价值，比如“空洞”、“贫乏”以及诸如此类的指责。遗憾的是，在诸如“你讲什么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讲”之类的形式主义名言中，给这种变态的叙述留下了可乘之机（）。

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引用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

这种来自具有丰富写作经验的作家的声音，理应引起理论家们的高度重视。一种负责任的叙事学理论，应该尽力避免毫无发现的变态叙述发生，而不是把各式各样新奇的“叙述圈套”挂满圣诞树去诱惑写作者。

对语义的发现，对意义的发现，在故事与文本的生成中，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与之相比一切其他的叙述技巧都只能是雕虫小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