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隐喻研究与形式主义文论（之二）
2008-4-19 12:05:48 藏 策 

在中国的语境中，形式主义曾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背负着不佳的名声。这其中除了中国的知识界对形式主义的种种误解之外，形式主义理论本身也并非无懈可击。比如，形式主义理论并没能真正地在元理论层面上消除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关系，以至于在结构主义叙事学中又被转换成了故事与文本的二元对立。另外，在有关“陌生化”的理论中，忽视了话语资源在文本的陌生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文本的发展不可能仅仅是文本形式的“陌生化”所能独力承当的，人类的经验、梦想以及人类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文精神，都会以话语的形式，参与着“陌生化”的进程。文本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哪怕是相对的封闭其实也是做不到的。以画地为牢的方式来保证文学的“纯”，是形式主义理论在当年所犯的一个错误。虽然后来的“互文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理论上的缺失，但仍未能将相对于文本之外的现实以及社会生活等，彻底纳入到“互文关系”之中，未能彻底地打破文本研究的封闭型，未能在“诗的现实”和“经验现实”之间，或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间搭建起一座话语的桥梁。

与其说这是形式主义理论对非形式内容研究的不屑，还不如说是对形式研究本身做得得不够彻底。换言之，也就是没能把所谓的“内容”彻底的形式化，没能将现实社会生活作为话语系统而彻底地形式化，没能做到像形式主义理论所宣称的那样——文本之外一无所有。

以今天的理论视角来反观形式主义理论自身的这些缺陷与不足，就会发现其中很多地方都是需要加以修正和改写的，在一些元理论方面，更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创新。

1、超隐喻理论 。
　　超隐喻理论的研究发现，在超隐喻修辞中，意识形态（特指专制主义）与话语形式（俗套），完全是同一的，就犹如生物的基因图谱一样，基因排列（形式）与物种（内容）是完全同一的。当然，超隐喻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修辞，还必须具有另一个普通修辞所不具备的重要特征，那就其所携带的话语权力，那是种貌似神圣的，强制性的，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话语暴力。比如：“天地君亲师”、“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句顶一万句”等等。超隐喻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话语暴力，将本属于自然界的天地与本属于国别的行政划区，再加上本属于家庭血缘关系的父与子等，统统以天理人伦的方式扭结在了一起，从而在国、族、家以及君、臣、父子之间构成了一种极端伦理化的关系，于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成为了一种天经地义。超隐喻的这三个特征，是三位一体的，就如那些迥异于正常基因的某种特殊变异被称作癌变一样，超隐喻就是话语中变异了的特殊修辞，凡具备了那个三位一体特征的，就必定是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其内容决定了形式，而形式也同时决定了内容。

就如福柯的话语理论以及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意识形态话语无时无刻不在替换和重塑着人们的主体，甚至潜意识。这无异于一种对灵魂的劫持，而且劫持者是无形的，劫持过程也是在无声无息中悄然进行的。西方的意识形态理论使得这一无形的劫持过程得以显形，而超隐喻理论则更通过深层话语分析，将劫持者屡试不爽的秘密武器——意识形态话语的修辞方式——给予了曝光，指出它的名字叫超隐喻。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劫持者在劫持了大众的同时其实也劫持了自己，因为劫持者本身就是超隐喻的杰作。以往我们只知道历史上那些有形的具体的暴君，却不知道那个站在暴君们身后并制造着暴君的无形的暴君。而超隐喻理论通过话语分析，让这个潜藏了几千年的无形的暴君，终于现形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却原来只是一种特殊的修辞。这情形颇似那些凶猛的到处肆虐的电脑病毒，其实也只是一些恶意的编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