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隐喻”：“汉语”之“药”——读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转载)
2008-4-8 11:00:33 董迎春 

此外，藏策在他最新发表的文章《超隐喻之思——关于一种修辞观的阐释》[6]中，提出了文学理论的最新思考，指出文学并不是要驾驭语言，而是要解放语言，要解放那些被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所挟持了的语义，只有语言得到解放，思想才能真正解放。

如果我们忽视了语境化的思考，我们的话语也随之失效。对语境的重视，可以打破在场的形而上学，而能够真正做到在场的在场，在延异中低达延异思想。

德里达在中国讲演时提到“解构论”需要中国学者一起去完成，藏策便是对此呼唤的积极响应。德里达说，“我的解构工作是从指出西方希腊哲学、欧洲思想的局限的，但同时又尊重西方哲学这份遗产。尊重遗产同时指出外面还有其它遗产，必须跨出国界，应该竭尽全力以使他者到来。在对他者的参照中，对中国的参照是非常重要的。”[7]P85

深入理解了德里达的解构论精神后，我们发现解构是跨民族的跨文化的跨学科的，藏策提出了“超隐喻”这一问题便是他对德里达“解构论”在中国的深化。“超隐喻”的在场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被学界以及不同的学科所接受，成为新的理论支撑点，从而解决中国当下不同的理论问题。德里达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批判、反思、消解与颠覆的解构过程，一直处于延异中，这就要求我们在一种延异性的思维中不断解构，这就有力地回避了任何中心化的可能。而藏策的超隐喻思想，则并不像德里达那样去消解与颠覆一切“中心”，而只是针对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超隐喻）发起攻击。超隐喻理论并不消解“理性”与“人文”，更不像德里达那样以“解构”的名义消解一切“乱杀无辜”，而是像精确制导的武器一样，只对超隐喻病毒实施精确打击。用藏策自己的话说，超隐喻理论就像一个杀毒软件，在没有话语病毒时，几乎就是无为的，只有一旦发现超隐喻病毒时，才会发挥作用。

此外，藏策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也是有所警觉和批判的，他在《超隐喻之思——关于一种修辞观的阐释》一文中写道：

.

 ..文本的意义固然是不居的，但若有谁把《红楼梦》解读成江湖侠义小说的话，那一定会成为笑柄的。艾柯所谓的“过度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同样，语言也并不因其在文学中更多被转义地使用，就一定会削弱其对现实的指涉性。由语言建构的现实固然不可能真正地取代现实，但却与现实构成了“互为文本”的关系，而这一关系也正是现实主义文学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维系着文学生命力的脐带。……西方的后结构主义者，在宣称文本意义是不断“后退”着的“延异”的同时，其实就已经在否认着自己的观点了。因为他的这种表述行为本身，正是在寻求理解而非误解，否则他大可不必著书立说，干脆也说说“麻三斤”之类的话就是了。而当我们理解了他的这番论述的同时，语言的指涉性已昭然若揭。语言诚然是言义相异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但如若没有语言，我们也将一无所有。把非常态下语义的歧义，夸大为常态的指涉缺席，把终极意义的不可获得夸大为所有意义的不可获得，把能指的优先地位演绎为能指的盛宴，并由此而遮蔽了不同符号系统（如文学与社会生活）间能指的互文关系，这才是西方自结构主义以来过犹不及式的偏颇。[6] 

.

..由此可见，藏策的超隐喻理论虽然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汲取了丰厚的养分，却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解构主义，而是针对汉语的具体语境另起了炉灶。但这也并不妨碍我们说藏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解构论者。藏策的超隐喻理论，来源于西方却又超越了西方，且植根于汉语的本土语境，这在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上，也是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的，理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而对于他今后的进一步理论探索，我们正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