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隐喻”：“汉语”之“药”——读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转载)
2008-4-8 11:00:33 董迎春 

[1]P2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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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不能完全认同周星弛式的解构方式，否则鲁迅对冷漠、麻木的在超隐喻背后的“国民批判”也就被话语自身消解了。对解构主义的浮浅理解或者故意回避，事实上是商业逻辑与大众文化消费用弱智、愚民的方式“掩盖罪恶的同谋与帮凶”。藏策借鲁迅的小说文本批判了当下的大众文化。这种话语分析精确且有深度，击中了当下话语分析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雅各布森说“诗是隐喻的艺术，散文是换喻的艺术”；此书藏策还创造了摄影理论中“提喻”这一个概念。在他看来，“摄影快门瞬间的把握，即是一种‘提喻’。”[1]P197 “提喻”用于摄影的话语分析中，为摄影进行话语层面的分析提供了可能。显然，视觉图像文化转型已经构成了当下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理论维度。“摄影是提喻的艺术”，观念之新，无疑使滞后西方一二十年的中国摄影理论向前推进了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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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话语分析”与“理论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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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Zellig Harris写了一篇题为“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的论文，刊登在Language杂志上。此后，Discourse Analysis这个术语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一批研究者相继步入这个领域，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从个人研究的特点来看，许多从事话语分析的学者同时还研究其他领域，如：句法、语用、认知、机器翻译、人类学和社会学。也有许多学者进行学科的交叉研究，如：话语和语法、话语和认知、话语和交际、话语和语义等等。流派众多，思想复杂。西方学者McCarthy和Carter说：“人们一旦开始从话语的角度来观察语言，那么他的整个思想观念都将发生永久性的变化。”[3]本文指的“话语分析”，仅是从语言自身出发，不断解码，剥离语言背后的暴力结构，不断引出藏策提出的“超隐喻”思想。

话语分析，必然要与批判思维与话语创新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对死的语言的逻辑性语法肢解，它必须不断转化为一种发现，一种话语自身的建构能力有效地发现当下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度阐述给以问题以结构上的描述，剥离话语表象，抵达文化与理论更深层次上的理论关怀。话语表现出来的能力，即我们在充分对概念的“内含”与“外延”有着充分理解，构成主体性话语表达的能力。

话语理论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正是人们用以描述自身并回到自身的一种追问世界存在本质的勇气，不断给人的存在找到合理性的一种语言策略，不断物化为人类的种种思想。“理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时代”与“人”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一样，指向了我们对生命自身合理性的追问，从而呈现学者或者话语自身的思想高度。

藏策对汉语自身“夹带”“超隐喻”这一结构的发现，就体现了这一高度。为了更好的说明话语的生成性特征，我们试图将其描述为对“话语“的终极追问，它要求话语游离于话语而站在思想的高度对人自身语境的终极性思考，从而表现出话语自身的“差异性”与无限“生长性”可能。“话语”终极追问，具有未来学意义，没有完全终极的思想，它永远处于一种无法完结的“运思“状态，处在“延异”的过程之中。这与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它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勇气，也反映出思想自身消解与创新的精神。

话语层面高于制度层面。我们平时所习以为常的制度层面很容易隐藏着语言潜伏的暴力结构。所以应该在制度层面反思同时，更应该看重主体话语层面的反思，这样才有可能找出话语中存在的差异性。此书藏策在对一些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就较深入地体现出“超隐喻”这一思想指向，他不仅是指向话语可操作性层面，也是指向话语言说主体的反思，最终指向了对等级与专制性话语的批判与反思。

“主体性话语分析”，在学者身上体现为一种较为扎实与有责任感的批评精神，同时具备两个为最重要的特征，即“原创性”与“有效性”，结合话语本身的意识形态性，并指向有着自我指认与自我责任的一种意识形态深层解析。这种“分析”最终回归到“时代”与“人”的精神话题上来。藏策的探索与建构，让我欣喜于他在话语分析理论中自身建构的的高度与理论的张力。我们进行话语分析或者运用话语进行批评，我们需要的是原创性话语、有效性话语、有意识形态反思性的批判话语，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话语分析”。我们重视主体性话语的反思，文本层次或者参照理论层面的“话语”中超隐喻中心，稍有不慎便指向了等级专制的意识形态的窠臼中去。杰姆逊根据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每一个个体在这架机器中准备好了一个位置，唤出个体并且赋予它一个名称，然后通过自我形象或再现的形式，给个人提供一种抚慰性的关于整体的幻景，一种抚慰性的一致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