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隐喻”：“汉语”之“药”——读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转载)
2008-4-8 11:00:33 董迎春 

[1]P276

……

针对当下的文化批评或者文本分析很容易沦为主观印象式的审美批评时，藏策同时指出：“印象式批评偏重主观感受，如果批评者确为学识修养极高之人，其‘主观’自然会不乏高见，如鲁迅的许多批评文章就是印象式的。但如果批评者学识修养不高的话，可就乏善可陈了，其批评之观点，往往也会流于偏见、习见或俗见。”[1]P266

如果藏策仅仅指出了当下话语因为“硬”或者“虚”而表现出来“失效性”，他的这种话语分析也可能滑入自己“印象批评”的粗浅或者“霸权话语”的危险之中，“难保不是一种对‘他者的想象’的想象”，[1]P278因而同样也是无效的。然而，他通过对一些现当代文学、当下文化、摄影等“文本”进行话语层分析基础上，才极其自信地批判了当下“文化症候”与“话语分析”中的“硬”与“虚”，指出了我们话语结构中的的“集体性失语”，导致此原因是是汉语中夹带的“超隐喻”结构。整本书都是依据这一思想，分析、解构各种文本，对“超隐喻”一话语中心展开批判。这一中心，恰恰说明了中国当下语境中夹带的或者隐藏的话语暴力。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可能用此暴力话语分析，在超隐喻这一话语结构中不自觉地走向了“超隐喻中心”，使话语自身显出表述时的“苟喘残息”的无力，或者“助纣为虐”式的阉割文化。藏策不无忧患地指出：“我以为如果不能将那些千百年来潜藏于汉语之中的‘超验隐喻’意识形态编码滤出，并加以置疑、解构的话，那么中国语境中的一切批评，都将注定无功而返。”[1]P84

.

.

 二、“超隐喻”理论与“提喻”理论 

...

综观全书，“超隐喻”这一范畴或概念的提出成为藏策进行语语分析的一把重要的理论钥匙。

藏策提出了“超隐喻”理论，并给出了“讽喻”这一方式。这些都是他在扎实的各种文本的基本话语分析的结果，才创造性地提出了“超隐喻”这一概念。我将他这种在话语理论分析与文本（书中提到的许多文学作品以及图像文本）通过细读创造性地提出的范畴与概念称为“话语之话语”，显然“创造”构成了它的精神实质。这些概念当然很切实地指出当下文化与理论中存在的话语症候。“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彻底改变，但语言以及刻铸在语言上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变换。五四运动命名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文学创作语言，便根据大多数研究，文言里的修辞，在部分仍旧保留在白话里。……这些改革并没有完全破除传统帝制的价值、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因为价值与意识形态由语言夹带，是刻然在语言里的，而语言并不能一下子换新，它所夹带的价值也一直被内化、被我们接受为自然的一部分，因为也比较难破除。”[2]P55-56因此，藏策就汉语自身的思维，“提出自己的一个初步构想：汉语中与西方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最为接近的，乃是一种‘超隐喻中心’系统。”[1]P79

谈到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批判思想，必然要引用1966年10月他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宣读了那篇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提出种种质疑，开创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即“文学学”。 在对文本的细读或者话语的意识形态分析中，什么是符合中国当下语境的“超隐喻”呢？如同德里达在那个会上谈自己的“延异”这一概念一样，藏策同样对他的超隐喻给出了准确而深刻的理论宣言，——一种符合中国语境的、带有解构印痕且有效的批评策略——“超隐喻”，这段话他作为自己的理论钥匙多次用来分析不同的文本。我全文引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