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隐喻”：“汉语”之“药”——读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转载)
2008-4-8 11:00:33 董迎春 

内容提要：

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一书通过对文学、文化、摄影等文本的话语分析指出了“超隐喻”这一专制等级结构体现在汉语思维中，导致我们表述时被潜伏背后的意识形态所遮蔽，“超隐喻”本身中夹带着“话语暴力”。“超隐喻”思想，走向了“汉语”的“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有力地解决了“解构论”在中国当下语境中“有效性”问题。

关键词：话语分析；超隐喻；汉语；在场形而上学

.

当下话语被描述为“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确形象化地指出了当下话语形态中的“复杂”与“多元性”。这本是好事，特别是学界中不同声音与思想上的争鸣与交锋，必然有助于文化与思想的反思与提升。话语分析是当下文化形态中较为重要的一种理论潮流。只要我们稍加分析，今天任何流行的理论批评方式无不与“话语分析”有关。即使我们较为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随着德里达的解构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齐泽克激进的“拉康式马克主义”等思潮，都离不开当下“话语”的分析。当下的任何理论与文化思考，似乎都是“话语分析”的结果。

但是，剥离了华丽多姿的文化外衣之后，我们发现，当下出版的理论著作，以及发表的大量论文，鱼龙混杂，观念陈旧。事实上，今天我们对话语理论的研究以及话语分析的运用仍然滞后，特别是在所谓的后现代语境中，我们对话语的制控能力仅表现为一种对西方话语的转述能力，并没有效地利用理论深入地阐述文化与文学中的“当下问题”，此时话语上的分析仅是一种“死搬硬套”，或者说，是完全脱离中国当下经验的一种西方时髦话语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话语概念展”。这种“照搬”理论显然对理论自身并没有多少建设意义。在我看来，移植与运用过程中的“失效性”，表现为当下话语分析中的“硬”与“虚”两种特点。

对西方理论话语的吸收与借鉴，有助于我们对当下文化现象与思潮进行可操作性的话语分析。在“吸收”与“借鉴”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对西方理论“史”整体把握，同时对我们吸收与借鉴的理论有比较深入的“钻研”，从而才能有效地分析与解决当下中国文化与文学存在的问题。但是，目前我们许多研究仅是对西方话语的一种简单移植，脱离了各自的文化语境，使得当下批评话语呈现出死搬硬套的“硬”。我们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理解能力，就像当下我们仅是非常浮浅地理解为周星驰“大话西游式”电影中对主流话语与日常话语的“颠覆”与“消解”。这种文化戏仿曾经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解构作用，但是长期以往，就会“‘解’笑疲劳”，而且遮蔽了我们对解构论在当下文化语境中更深入的思考。已经渐为学界所认可的是，德里达解构论是基于对“西方语音中心主义”这一缺口展开的，而中国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解构论思想很可能在中国就是失效的。

当下另一种话语症候就是理论之“虚”。似乎言说或者表达了什么，但事实上由于观念陈旧，或者理论上的生硬表述，使得话语分析就显得较“虚”。

而藏策的新著《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的出版，则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硬”与“虚”的局面。藏策有关“超隐喻”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话语理论方面，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学术，从而第一次让中国学术在话语理论的建构上，走向了世界性的前沿。

藏策的理论超越，首先是建立在对国内学术现状的清醒认识上的。他在《超隐喻与话语流变》书中指出：

.

另外，后殖民主义理论还有一处“致命伤”，那就是没有把中心/边缘、压迫/对抗的关系，放到实际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和压迫的关系中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