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之俗套——糖水片
2007-11-11 9:54:03  

　　三、“糖水片”与大众文化研究
　　至于相对无毒的“糖水片”，也就是没有从视觉俗套演变到“超隐喻”的“糖水片”，我以为没必要过于求全责备。在大众文化迅速膨胀的今天，“糖水”其实早已渗进了我们的每一个毛孔。时装不是“糖水”？歌星不是“糖水”？要我说就连我们住的商品房都是“糖水”，因为其间充满了中产阶级小市民的庸俗想象。我们已命中注定无法摆脱“糖水”。针对这些大众文化现象的理论研究，是大众文化研究。早期的法兰克福派，如阿多诺等人，对大众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几十年过去了，法兰克福派如今已是门前冷落，而大众文化却依旧如日中天……今天的大众文化研究已不再是单一的文化批判，而是呈多元化方向发展，包括媒体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研究等等……但这已不是我们所说的摄影批评了。 
　　附：
说“超隐喻”
赵毅衡  
       我与藏策从无一面之雅，甚至不知道他在哪个大学任教，但是他的文字却很早就拜读，十分赞赏。他的“超隐喻”思想，一直让我沉思，经常有所联想。现在藏策的文集《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即将出版，我想借此机会说说我理解的“超隐喻”。
       什么是隐喻？隐喻就是一个符号，其能指有两个所指――字面的，喻指的，例如皇帝的袍子，上面绣了龙的图纹，第一所指是一种神话中的动物，第二所指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这两个所指之间的关联，使比喻分成很多类：明喻，隐喻，提喻，转喻，象征，双关，暗指等等。我这里说的是最宽泛的定义，所有这些分类，都可以说是隐喻的变体。
       西语Metaphor，既是总称“比喻”，又是小类“隐喻”，本来就乱，无怪中文译名更加混乱。我们抛开西语不谈，中文里，总称应该为“隐喻”，而不叫“比喻”，不是因为修辞学或符号学书上说的，隐喻不用像似词，“喻”而“隐”之，而是因为使用者大多并不感觉他们是在“一物比一物”。臣子口称天子，并不觉得天子是个隐喻代称；大臣伏呼“陛下”，并没有觉得这是转喻；太监声声“老佛爷”，并没有觉得这个比喻不伦不类；小民高呼“万岁”，不觉得万岁是个不可能的提喻。这些词自然而然指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喻指行为本身被隐藏起来。
       如果隐藏的原因是“天理人伦”之类，一个隐喻就变成“超隐喻”。藏策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其构成不容质疑不可追问”。
       因此，我认为“超隐喻”这个术语，起得太好。我试用轶事来俗讲一下：史传朱元璋让封王的王子，在一排溜儿高僧中自己挑一个带走，给他们诵经荐福。高僧们个个想攀王子以求富贵，燕王朱棣走过道衍（姚广孝）跟前，道衍轻声说：“我给殿下一个礼物，一顶白帽子”。朱棣吓了一跳，赶快指斥并且走开，但是最终还是经不住诱惑，把道衍请到大都。以下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没有道衍这个拆字破解隐喻，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天津，藏策兄也就要另某高就。那么朱棣何必吓一跳？因为超隐喻是不能点穿，不能“说白”的。一旦说“白”，就要出大事――因为隐喻的“不可追问”，天法自然，受到了破坏。
       那么使用隐喻者的心里明白吗？连半文盲朱棣都明白道衍何所指，何况他人？这时用不到引《詩经》“丕顯成康，上帝是皇”；用不到用《说文解字》订正“皇，从自（始）从王”，只消明白“普天之下，莫非皇土”这条天理就行了。
       超隐喻起作用的关键，在于“不能说穿”。中国古人，一步不差事事遵循儒家伦理条规的，绝对不会是大多数：如果是多数，就不用大力推行，童蒙训练，一生苦读了。所以我赞同“知难行易”：行为上不遵循超隐喻，违规者之多，罄竹难书，书上也懒得记录，叹一声“人心不古”就算了，意识形态比法律更不能责众。但是敢点破超隐喻，说出写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两千年只有李贽一个人。超隐喻只能用喻，不能点“隐”。隐，实为语言之隐，文字之隐，这个文本间性，恰好是言说的禁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