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发言提要
2007-11-11 9:49:53  

四、“重写”意识与现代言说
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已经有些年头了，而且时至今日也还在“重写”之中。所谓“重写”其实也就是以当下的现代的史识，对历史加以重新叙述。虽然中国以往还并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摄影史，似乎不存在“重写”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以陈旧观念所构成的价值评价体系早已普遍存在，并已渗进了不同时期的历史缝隙之中，如果不加以清除并重构的话，我们就会被陈旧的“史识”所控制。——摄影史在未写之前，实际上便已面临“重写”的问题了。具体地说也就是：我们不能以既定的圭臬为圭臬，不能以既定的优劣为优劣，而要在输理史料的基础上有所发现并做出新的评价。有人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张爱玲和钱锺书。那么，在那些尘封已久的摄影史料中，会不会也有着被“时代”埋没了的天才呢？我以为这是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另外，对于中国摄影中的不同流派，以及具体的文本/图本分析，必须站在当今的理论前沿来评价之。比如纪实摄影就是个较难把握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摄影的纪实功能被堂而皇之地用于“纪伪”。这是一种集体说谎吗？我以为事实上要复杂得多。我在《话语流变的“工人文学”》一文中，曾引用洪子诚教授在复述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有关“革命历史小说”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在过去评论文革时，认为权力往往压抑真相，创造弥天大谎，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权力’并不害怕、回避‘真实’，而是非常需要‘真实’这种东西；收集、控制‘全部真实’，然后加以分配、流通、消费和‘再生产’。当代叙述的秘密不在于凭借‘弥天大谎’，而在于界定‘真实’的标准，对‘真实’的组织编排，以及分配享受‘真实’的等级。”这是个很具启发性的观点，我以为不仅适用于小说研究，也适用于被意识形态掌控了的纪实摄影。
前不久，我对于纪实摄影提出了新的理论上的界定标准，即外延与内涵、主题内涵与非主题内涵之间关系的理论，相信对于解决真/伪纪实摄影的判定会有所帮助。这里想补充一点的是，从史的角度看，任何照片当其主题内涵随着时光的推移而黯然失色时，其非主题内涵乃成为其存在的唯一理由。这也便是“老照片”的魅力。 
五、摄影史分期——宜粗不宜细 
真正的历史都是多音共鸣的，而史书的叙述却只能是线性的，无法囊括全部的声音、事件与时空。故有关历史时期的划分，越细便可能越失真，当人们以某某话语为中心，去界定某某时期时，这一时期里被视为边缘的那些话语，也就随之被更深地遮蔽了。而粗线条的划分和勾勒，给特定的历史时期留下了一定的时间长度和历史容度，不去硬性地切割历史，反而会保留历史的完整、复杂和包容，失真更少。
文学界曾把晚清以降的文学，划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其中的弊端在今天已经暴露无遗，所以现在已有将近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统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趋向。这一经验也应为摄影史的编纂所吸取。
我个人以为，将中国摄影史分为大致三个时期就够了，即从晚清至抗战前，这是一个凸显现代性的历史时期，包括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但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中转站，大方向基本一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于晚清，这在当今的学术界已成为主流意见。香港学者陈万雄先生的研究更表明，就连白话文，其实也是开始于晚清的各种“白话报”的，只是提倡白话文的纲领性文件，直到《新青年》时期才由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来而已。第二个时期应该是从抗战前到文革末。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由具有政治浪漫主义的个人化的左翼思潮到高度组织化了的左派政治，直至极左思潮下的铁幕。第三个时期则应从“四五运动”至今。这是一个中国摄影人重新寻找自我，并逐步与世界“接轨”的时期，也是中国摄影的全盛时期。尤其是进入了21世纪以后，中国摄影在创作与理论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摄影观念的多元化成为当下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