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隐喻”与“超隐喻”的一点解释
2007-11-11 9:46:26  

西方的符号学研究中，有所谓“过分符号化”的说法。比如，“红”原本只是一种颜色，当被赋予了各种象征意义后，就被符号化了，成为了某种代码。当这种意义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时（如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是被“过分符号化”了。“过分符号化”之后应该是“解符号化”，如时装表演中的红色，就又是一种颜色了。“过分符号化”与“超隐喻”有非常相近的地方，但我觉得它更适合分析西方文化，而对于有着漫长的专制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来说，用“超隐喻”来分析更加贴切。
“超隐喻”理论可不是专门用来分析摄影的，我觉得它具有非常大的应用潜力。比如我就准备用它分析“五四”时期的文学。大家知道，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中国已经讨论了一个世纪了，可以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除了“反传统”、“弘扬传统”和“批判继承”三种意见外，再也没有更好的意见了。可是在我看来，这三种意见全是废话。 
先看第一种，连我们自己都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说的语言也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如何还能以传统的自我，用传统的语言，去彻底地“反传统”呢？再看第二种，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是“帝制”的产物，鲁迅把它比作“吃人”的文化和“人肉的宴席”，一点都不为过。难道就需要弘扬这些吗？难道“五四”运动真的搞错了吗？（林毓生、余英时等学者就提出过“五四”反传统反过了的观点）。最后看批判继承，靠什么来分辨“精华”和“糟粕”呢？再者，文化又不是水果，批判继承起来像“取”肉“弃”核那样简单，难道只要我们批判缠足继承扎耳朵眼，批判长袍继承华服，就万事大吉了吗？
而以有关“超隐喻”的理论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有新的发现。传统文化，在携带着专制制度意识形态编码，也就是“超隐喻”的时候，是极其有害的，是需要彻底“批判”的。当然这种批判不应再是全盘否定，而是找出其中的“超隐喻”编码，以讽喻的话语方式瓦解之。这就好比传统文化是一个携带病毒的文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抛弃它，而是用理论这个杀毒软件来清理它解构它（当然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样，传统文化就未始不可以又成其为国粹了。当然我这么说全是为了通俗，而并未在意是否严谨。
最后，再从我的另一篇文章里，引个例子来具体分析一下：
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例，秦始皇兵马俑是专制（超隐喻）的产物，按现代价值观，绝对是负面意义的；但当其成为“世界奇迹”供人参观时（原有意义被解构、讽喻）则是正面意义的；但它作为某种传统仍夹带在现代生活之中，如现代人的大修陵墓及丧仪中的纸人纸马等（隐喻的，负面的），所以仍需我们来拆解它。如现代文明与火葬习俗的普及等，都成为了它的“讽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