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讨会昨天召开了，感慨良多！
2007-11-11 9:39:28  

我的研讨会昨天召开了，感慨良多！
   
我在答谢发言中回顾了自己的文学道路，不胜感慨之至！
  
我小时接受早期教育相当早，一岁半时就已经能认一些字了，到一岁零七个月时，已能认50来个汉字。我三岁以前，身体非常不好，三天两头去医院。家里人说我识字，护士阿姨们都不信，拿报纸来一试，都说我是“小神童”。那时还根本没有“幼儿早期教育”这一概念，于是一位大夫说，别再教孩子了，怕大脑尚未发育成熟，负担过重。此后，家里不敢再教我识字了。
我的文学梦是从15岁开始的，那时我到处听文学讲座，买书看，到了19岁，发表了第一篇文章。21岁时，参加了天津市作家协会组织的第二届青年作家读书班，和作家王松同班。然而，此后我的文学道路就变得越来越不顺利了。
我这个人其实是个有理论情结的人，从小就喜欢把玩具一个个地拆开，想研究里面的原理。长大后学什么东西，也都要先把原理弄清了，才学得快学得会。
写小说写得不顺利，我当然也要先从理论下手。可在我20来岁的时候，国内的小说理论还非常落后，叙述学、符号学什么的，更是闻所未闻。那时多少知道一点的，就是所谓的“意识流”理论。于是我从“意识流”而迷上了心理学，最后，终于把精神分析学弄得运用自如了。那时我写的文章，多是精神分析方面的，我甚至还在《天津日报》等媒体开过心理咨询专栏，俨然成了个心理分析师，写小说的事，反而放到一边去了。
80年代末，精神分析学与其他现代西方理论一起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我的专栏也停了，文章也写不下去了，于是干脆当起了闲人，先学跳舞，一直学到了“国标”，又学摄影玩相机，当起了发烧友。我与摄影的结缘，就起于那个时候。
94年左右的时候，国内的学术空气已经比较活跃了，什么“人文精神”大讨论之类，都是当时知识界里的热门话题。而我玩相机已经玩得乐在其中如醉如痴，对学术反而兴趣不大了。我的一些朋友觉得我这样下去很可惜，就不断地督促我，甚至挖苦我，骂我。而我呢，也意识到自己就这样下去，确实有些不象话，于是从95年开始，我下决心闭门读书，一读就是好几年。在读书的这几年里，我几乎没发表过一个字，直到98年，我觉得自己的功力已经有个八成了，才出去参加学术会议，并发表论文。在我“闭关”期间，对我帮助最大的，当属好友高恒文，这位与我同岁的小教授真的是学富五车。我们隔三差五地在一起切磋，一开始，我只有听和问的份儿，后来渐渐地能与他讨论交流了，再后来则开始试着和他争论……
待到我能和高恒文讨论问题了之后，我才敢“重现江湖”，而且一亮相，就给我带来了自信。因为取法其上，得乎其中，整天和高恒文这种“高手中的高手”泡在一起，想不进步都难。
高恒文是我学术道路上的一个“贵人”，是我的良师益友，这一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顺便呢，也表扬一下自己：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比如太懒散不勤奋，但也有个优点，就是善于学习，从善如流。高恒文的身边有很多朋友和学生，但从他身上获益最多的，大概也只有我。
在我20几岁写小说时，做梦也没想到过自己以后会成为搞理论批评的。而在我30几岁专研理论时，又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在学术上的最初突破竟会是在摄影界。看来真是“缘分”呀！
从15岁到今天的45岁，整整30年过去了，真的是往事并不如烟啊！
 附： 
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研讨会
（新闻稿）
  
       由天津市作家协会举办的“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研讨会”，于10月10日在天津市作家协会召开。天津市作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张洪义、著名评论家滕云、夏康达、张春生、法兰西国家PALMES教育骑士勋章获得者南开大学教授张智庭、《文学自由谈》主编任芙康、天津作协文学院院长肖克凡、作家王松、龙一，以及天津人民出版社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负责人等各界人士出席了会议。著名学者、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博导赵毅衡教授专门为会议写来了题为《符号学的新面孔》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