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研讨会召开
2007-11-11 9:33:28  中国作家网

　　在已有大量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国部分学者也已开始尝试采用语言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了。其中，藏策的努力和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结合我在开始时说的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西方的语言符号学不仅是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而且更可以像藏策那样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加以改造和创新。
　　藏策在书中“自序”中总结自己对于两者关系的看法时说：“内容的最深层其实是形式，而形式的最深层则正是所谓的内容”。我仅试举二例简单地对其说明一下，一是交通信号指示牌：那些带有“左转弯”、“右转弯”、“禁止停车”、“禁止通行”各种标志的指示牌，都既是内容，又是形式，因为对于指示牌内容的判定，只能通过牌子上的标志来进行；二是我们的汉字，它是一种象形表意文字，一个“人”字在其进入文本之前既是形式，也是内容。当然，这是属于符号学上被称作“单平面符号学”的单位的例子，而文学符号则属于“双平面符号学”的研究领域，其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但它们相互依存是根本性的，因此从形式分析入手，最终实现对于内容的一定发掘，不能不说是一种途径。语言符号学就是更看重能指（形式）和通过对于能指功能的探讨来帮助加深对于内容理解的一门学科或一种方法，因为正是能指的“不稳定性”（列维-斯特劳斯）亦即“无限变化的能指”（罗兰·巴尔特）在构成文学与艺术。藏策在其书中对于“工人文学”在形式上的表现做了出色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告诉了人们形式分析对于内容理解的这种积极作用。
　　藏策的研究成果，并不限于以文本为特征的文学，他的理论研究更可以拓展到以图象为文本形式的摄影理论。他在看到我翻译的罗兰·巴尔特的《图象修辞学》（见拙译《显义与晦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一文之前就提出过摄影手段中的快门是一种“提喻”，这是很有创意的提法。他书中的《关于〈摄影·批评·文化研究〉》一文当时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理论界强烈的反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门为其举办了研讨会。他对我说，他计划依据语言符号学理论写一部《摄影诗学》，可见，他已经锁定目标开始深入应用语言符号学了，而在这种应用中间，他肯定会有新的思考和新的发现。我殷切地盼望这一著述的出版。我呼吁有更多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参加到文学与艺术的语言符号学研究之中来。为繁荣我们自己的文学与艺术研究、甚至文学与艺术创作，为深入了解我们自己的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文学与艺术作品的特色，自然也为使在这项国际性研究中有我们中国学者的一份功劳，让我们遵循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客观认识和积极学习语言符号学、正确应用和大力发展语言符号学！
　　
　　
　　藏策（青年理论批评家）：　　
　　我插一句话：刚才滕云老师提到“现实主义”的问题，我解释一下。我在“现实主义”的问题上，现在有很大的改变，我发现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完全可以在“语言学转向”的平台上，加以更新换代。因为文学语言虽然更多地是在使用“转义”，但也不可能完全失去其“本义”，而“现实主义”正是在这种语言“本义”对现实指涉的空间中获得了生存。我把指涉现实所形成的内涵叫“非主题内涵”，把“扭曲”语言“本义”并由此构成“张力”的“转义”所形成的内涵叫“主题内涵”。这样一来，就文学而言，“非主题内涵”大于“主题内涵”的，就是“现实主义”文学；而“主题内涵”大于“非主题内涵”的则有两种情况，与意识形态构成讽喻关系的，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构成隐喻关系的，属于文艺宣传。这种文本的分类在摄影中则是，“非主题内涵”大于“主题内涵”的属于纪实类摄影，“主题内涵”大于“非主题内涵”的属于“观念摄影”或宣传，而“主题内涵”等于“非主题内涵”的则是艺术类摄影。这是我近一年来的最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