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研讨会召开
2007-11-11 9:33:28  中国作家网

　　 读藏策君的《超隐喻与话语流变》，感觉一阵理论新风从心头吹过——当然这也是一种隐喻性的话语，但表达出对该书的良好印象。远的不讲，只说“新时期”以来我们经历了不少拿他山之石，即对西方理论尤其是新理论的引进，推动了中国对待文学研究的事情。但起起伏伏之中，时间长河滤出的却多是许多概念，并非和文学现状相互动相融会。也就是说仅仅从词句上拿来，绝不能达到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而藏策的文论却以其具体的现象描述以及对经典文本、本土文学思潮的扎实细致的解析，将西方的符号学、解构主义等有机地加以运用并贯通，这样一方面给人以新的视野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中国文化中的隐喻性内核——超隐喻。他拓展了符号学，使之成为了今天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这个成果可以广泛地应用，可以成为某种“范式”，成为新的理论平台，让域外之学在东方的沃土中扎下根系。这显示了一个青年学者以他对文化的投入，对文学的研究，给今天的文坛，酿出了一味美酒。它是创造性的，这显示了今天文化的一种质的进取，它是批判的，这显示了今天文学的一种清醒。它是体系的，这显示了今天的理论需要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天津的文学理论批评正有待于突破，藏策的不断努力，就是以其使命感责任感，默默地推进了文艺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是值得年轻人也包括年届花甲的我去学习的。此外，藏策的理论性格值得重视，他既有理论视点，能就宏观而谈，又能就具体而深，这是值得去提倡的。他这本书的成绩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介绍了符号学和隐喻话语，并创造了“超隐喻”理论，同时把文本的“人的话语”与“话语的人”，做了辨证的认知；第二，他的论述不空泛，而且能实际运用，如对中国工人文学的解读。有关工人文学，我曾于10年前提出，在新写的天津文学史上予以重点分析列出专章，但响应者只停留在一般介绍，未能做深入研究。现在藏策不仅深刻了，而且运用解构的方法，把天津、上海等地工人文学的历史背景、源流流变、现实状况、本质属性及种种变异，都讲得生动深切，读后令人获益非浅。他的第三个贡献是，他的理论是有学科性的，值得尊重，值得推广。
　　希望藏策再进而写出理论的专著，而且在本土化上还要进一步做得更好些。比如你在工人文学研究中，对胡、万的比较上，区域文化研究做得还不太够。保持你的批判力量，并进一步本土化，这就是我所期待的。
　　
　　
　　张智庭（南开大学教授、法兰西国家PALMES教育骑士勋章获得者）：　　
　　我个人觉得符号学对于认识文学现象，和进一步指导文学创作有很大帮助的。在国内真正搞符号学的还不太多，而在法国符号学早已进入到大学课程里面去了。藏策这本书里的许多文章，当时刚发表后就拿给我看了，我觉得他有很多自己的创见，比如“超隐喻”等等。我这次专门为他的这个研讨会写了篇长达6000字的书评，因为时间关系，在这里只宣读其中的几段。希望有更多像藏策这样的人，把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搞起来。
　　……文学符号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文学符号是一种二级符号。二级符号是在初级符号基础上出现的。所谓初级符号，那就是一个声音形象或一种书写标志（即能指）只与一个概念（即所指）结合而成的符号，初级符号只提供初级讯息。二级符号则是把初级符号当作新的能指，并人为地补加一个新的概念之后形成的符号，而这一结合过程或结果则被定名为“意指过程”或“意指”。我个人理解，它是一种想象中的符号，是一种观念符号，它以初级符号的存在为前提，并以初级符号为其存在的表象。二级符号的连接构成二级言语活动、构成寄生意义，从而使所描述的现实对象内涵化，最后产生我们称之的“文学”。按照罗兰·巴尔特的说法是：“这种言语是一种（无限地）被精心加工的材料；它有点像是一种超-言语”（罗兰·巴尔特《批评文集》，《作家与写家》篇，Seuil，1968）。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超-言语”与藏策发明的“超隐喻”称谓既有共同点，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共同点，它们都是二级符号，或二级言语；不同的是，文学的“超-言语”都是可以得到解释的，而藏策的“超隐喻”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是不可“言明”的。藏策自己在书中对其有所说明，赵毅恒先生也对其做了很好的诠释（见其为《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写的序），这里不再累述。可见，文学的符号学研究，也有个需要注意不同文化背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