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研讨会召开
2007-11-11 9:33:28  中国作家网

　　你的“超隐喻”理论，确实是贡献。你强调“超隐喻”中携带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而在我看来，“超隐喻”也同时携带着民族意识形态。你在这点上强调得不如前一点。实际上“超隐喻”不但携带着意识形态的编码，而且携带着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思维方式的编码。它内化的不仅仅是专制主义的东西。按你说的，它所携带的意识形态编码，需要过滤，需要颠覆，需要解构……但是它所携带的民族意识形态，我觉得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揭示和解读，而不应该是解构。这种民族心理、民族根性积淀，这种集体无意识，是解构不了的，也不能解构。中国人是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的一个政治伦理的民族，是一个偏重集体意识、家国意识的民族，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个性主义。在这一点上，你所用的西方学术平台还有个深层转换的问题。如果你把你的“超隐喻”理论再扩大到更广阔的层面，那对中国的贡献，对世界的贡献，都是极大的。
　　再说关于“文以载道”，你说这是附加在文本上的使命感。但我觉得既有附加的方面，也有不是附加的一面。因为“文以载道”早于专制时代的意识形态就已经出现了，由于中国民族根性本身的特点，伦理的内化并不完全是专制主义产生以后才有的。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载道也罢，缘情也罢，言志也罢，都是带有某种道德的维度，是从根性中生成的，不一定都要归罪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
　　第三个问题说“现实主义”。你引用杰姆逊的话，说“现实主义”是一系列的视觉幻象，我觉得一方面来讲可以这么说，但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现实主义”是作家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艺术地把握现实，有许多个体的方式和个人风格，并不意味着作家都是在以文本来取代现实。另外，“现实主义”也有自己的能动性，而并不总是被意识形态制约的。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民歌的。你说民间故事、民歌之类民间文化形式，由于文本性较弱，意义模式单一，语义相对直白，极少讽喻等特征，较易为意识形态所“盗用”。我觉得你的这个概括有点偏了，比如《诗经》、《乐府》等等，都不能说文本性弱，意义模式单一。你看看要怎样说才更全面一点。
　　还有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退行”问题，你根据北大一些教授的有关观点，认为中国文学自“五四”以后就在不断的退行之中。这点我不从意识形态上解释，单就文学现象来说，我觉得文学只有“进行”而没有“退行”，一切都在过程中间，有阶段性但不好说是“退行”。你的文学观基本是放在“五四”时期的，把“五四”作为一个原点，我个人觉得不一定非要这样。另外对于“工人文学”也应该历史的看。我更同意鲁迅对白莽的那种评价——“是有别一种意义在”的。
　　总的来说，藏策你呀，确实让我刮目相看。真的。有的人依托西方学术平台，但也只能止于西方学术平台。而你呢，却进而有了自己的原创，很不容易。你与你同辈的那些学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你并没有仅停在使用一些新的词语上，你已经不是在学步了，而是开始在走自己的路了。我希望你继续这样的走下去，继续做一个塌实的学人，不要做学术明星。你现在很容易就能做成学术明星，但做学术明星没意思，因为中国需要的就是你们这代中青年学人来开拓出一种新的学术局面。
　　
　　
　　张春生（著名评论家）：　　
　　我与藏策相识也有近20年了，确实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以前在某个会上曾大声呼吁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的文学准备问题。就我所知，藏策在很多方面都有很深的修养，比如心理学，他甚至专门开过心理咨询的专栏；再有图像学，他在中国摄影界里也很有名。他搞批评能把西方理论加以灵活运用，这点是十分了得的事情。因为在我们评论队伍、理论队伍中，不会灵活运用，反倒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规的现象。一些研究生、博士生的文章，完全生搬硬套，已经成了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我为这个会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怎一个“超”字了得！》，我在这里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