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证史的可能性
2007-10-26 11:48:09  

  
    蒋少武的清醒与理性，尤其是他对生存策略的选择，说明摄影在布迪厄所讨论的功能之外，还有另一个功能，那就是“图像证史”。严格来说，“图像证史”和把摄影视为一种“仪式”仍然是有差别的。 

    但是，如前所述，恰恰在我所引证的三个红卫兵的这张照片中，我们的确看到了“仪式化”，那么，这样一来，它又如何去“证史”呢？也就是说，一方面，照片是仪式，另一方面，照片是纪录。两者之间，有时是冲突的，这种冲突对“图像证史”至少是一个损害。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为还是得回到蒋少武那里去。在我看来，蒋少武谨慎的生存策略说明他在历史观方面的清晰性可能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他不放照片，这个动作的意义在于，他不参与同时代的图像合谋。他不想让同时代人知道他的意图，是因为他相信，一旦意图暴露，他就会被同时代人所吞噬。而他是不能被吞噬的，因为他的目的是历史。当他身处“乱世”时，他窃喜，激动，而把这“乱世”视为难得的机遇。他就像是从未来伸到“乱世”中来的秘密之眼，不动声色地注视着眼前的疯狂。结果，当他拿起相机时，他没有过多的杂念。他既然自觉不自觉地已经把自己与同时代隔离开，他凭什么还要去改造或者“重塑”什么呢？。他的状态从根本上保证了他的镜头在选择与客观之间具有一种理性的平衡，他的拍摄对象的特性与时代的特性有着历史性的对等。红卫兵的仪式化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仪式化不是蒋少武提供的，而是历史本来的结果。那个年代就是一个体验高峰时刻的庄严仪式的年代，蒋少武的意义在于，或者，通过镜头证史的意义在于，他把与仪式有关的所有重要因素集中起来，然后按动快门，于是历史就被收进了底片，然后再经过漫长的岁月，转化成了今天的视像，一种历史记忆的视像。于是，问题就回到了苏珊.桑塔格那里，回到了“在场”、“目击”和“拍摄”这三个摄影层次上。 
  
    难怪蒋少武会激动，因为他幸运地在场了，所以他是目击者。又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他能够从容地拍摄。结果，他成就了第四部书，图像之书。无意中他发展了拉斯金的说法，使第四部书，图像之书，而不是第三部书，艺术之书，成为唯一值得信赖的最后一部书。
 
 
2007-4-17-广州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