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证史的可能性
2007-10-26 11:48:09  

  
    当曹意强一再讨论他的“艺术与历史”的问题时，他引证了赫伊津哈的观点，来说明其中的意义。他指出，正是赫伊津哈强调，视觉图像是历史灵感的唯一源泉，因为历史意识是一种产生于图像的视像。 
  
    在我看来，这句话还可以落到更重要的实处。我们不妨问一下，为什么说视觉图像是历史灵感的唯一源泉？为什么说历史意识是一种产生于图像的视像？图像，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摄影机镜头中的图像，是如何构成一种历史的“灵感”的？是如何使历史具有可视性，使历史意识成为一种“视像”的？历史，不管它是“灵感”还是“视像”，究竟意味着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花很多时间，需要对历史哲学进行有效的疏理。但是，我们也有一种简单的方法使这个问题具体化。在我看来，所谓“历史灵感”或者“历史意识”的视像化，指的就是“图像见证历史”。因为，只有图像证史，历史才是可视的，历史意识才会具有视觉的特征，历史的灵感也才会和图像息息相关。 

  
    眼下就有一个关于历史如何成为图像、图像又如何证史的具体例子。老摄影家蒋少武，几十年如一日，通过他的镜头，把他所身处的历史转移到了图像上，然后在后人的探寻中与历史合二而一，使历史成为视像。 

  
    2006年岁末，在李媚的介绍与引领下，我到沈阳拜访了老摄影家蒋少武。原先曾经听过李媚的介绍，知道蒋老先生在半个世纪的职业摄影生涯中，留下了大量那个年代的图像。尤其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十年之间，虽然生逢乱世，但他却用手中的莱卡相机，有意识地记录了那个疯狂年代的疯狂场景，以及活在那场景中的千百万的人们。李媚强调说，蒋少武的图像最重要的特质不是镜头中的残酷，恰恰相反，是普通人的生活，是他们的日常面相，让我们得以了解文革的另一面。 
  
    见到蒋老先生时，觉得他身子硬朗，双目有神，说话时小心地选择着合适的词句，力求准确而又恰到好处，处处可见其为人之谨慎与持重。他招呼我们坐下，闲聊几句后，就拿出了一叠相片，一张一张地给我们观看。
  
    眼前的图像既陌生又熟悉。渐渐的，原先进入蒋家那种平静的表象，在这些往昔的场景面前，竟然完全崩溃。我意识到眼前蒋少武的图像所具有的冲击力，真正的无与伦比，不同凡响，让亲眼目睹者如我辈无话可说。因为，我所看到的是历史，同时又是记忆；是当年的现场，是蒋少武对现场的一种反应与选择。最重要的是，在他的图片中，历史果然成为了视像。
  
    有一张照片，画面是三个年轻的红卫兵，二女一男，穿着军装，束着武装带，背着军书包，戴着军帽。三人左手拿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整齐地放在胸前，一脸严肃地地望着远方，背景则是著名的天安门城楼。照片说明拍于1967年5月。这是那个年代的时装，红卫兵的标准装束，也是那个年代的典型形象。我注视着这张图片，心里却想着“图像证史”的可能性问题。 

  
    像这样一张照片，它证实了什么样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911之后，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在经历了短暂的沉默后，从伍尔夫一篇发表于1938年的反思战争的文章入手，对图像与真实的关系发表了几乎是她最后的意见。在《他人之痛》中，这个特立独行的女作家写道：“有的东西因拍摄而成为真实—对于其他地方的人而言，则是‘新闻’。但是，被经历过的灾难常常可怕就像是它的表征。”在另一处她继续写道：“照片具有结合两个矛盾特征的优势。它们的客观性的凭证是内在具有的。不过它们必然地始终是一个角度。它们是现实的一种纪录—因为照相器材从事的就是纪录。并且它们是目击者—因为在场的人已经拍摄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