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摄影：在文化人类学与终极信仰之间
2007-10-26 11:34:12  

  
    结果王征把我们带到了信仰与图像的关系上。也就是说，信仰让王征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眼光，来正视他的同胞及其现实。对王征来说，不是风格的价值，而是对象的存在，构成了他拍摄的最终理由。而这个理由又是用信仰来解释的。于是，在王征的审视中，存在与信仰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对等性：存在就是信仰。反过来也一样，信仰就是存在。问题是，这种对等性只是表面的，因为所有与信仰产生关联的图像都要受制于信仰者的观感与规定。我们无法想象过分形式化的视觉图式能够与西海固的素朴景观产生合乎信仰要求的对等关系。摄影家透过信仰之眼所看到的，恰恰是信仰本身所要求的。伊斯兰教信仰要求通过沉思与祈祷滋生一种超越世俗的向往，要求对苦难产生敬畏，对生命产生恒久的坚守，因为这是通向真主的唯一道路。西海固的贫瘠与广漠、艰难与困苦、安详与简洁，恰恰成为说明信仰坚定的视觉元素，而为摄影家所珍重。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以为王征《最后的西海固》是超越人类学的。 
  
    把王征的《最后的西海固》和吕楠的《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以及杨延康的《陕西乡村的天主教》做一个比较颇有意思，因为三组作品都涉及到信仰与图像的关系。吕楠的作品具有结实的视觉感，这显示了他对仪式的效果比较关心，所拍内容，也多与仪式及崇拜物品有关。从吕楠的这一组作品中，我觉得他并不是从信仰的角度，而对通过对信仰者的观察来组织拍摄的。也就是说，吕楠坚守的是观察者的立场，通过镜头把信仰本身呈现出来。杨延康只专注在陕西一偶，用了数年时间深入到信仰者群体中。他甚至为此而归依了天主教。这种选择肯定影响到他的图像感受，同时在作品中也有相应的反应。表面上看，杨延康的图像比吕楠的要散乱一些，似乎不够结实。但仔细阅读杨延康的作品，我会从中找到了一种与“寻找”有关的私人化轨迹。也就是说，一开始时杨延康可能还是在观察，但随着观察的深入，尤其是随着个人对信仰的认知与靠拢，图像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个人寻找归依的有力见证，从而呈现出一种溶化在信仰生活中的细致感。对于王征而言，他的信仰即是寻找回来的，又是先天就有的，只是漫长的城市生活让他忘却了其中的面目而已。所以，一旦契机来临，他就毫不迟疑地走向出生地，走向肉身与信仰的原生场所。王征的作品混杂了对细节的观察与对信仰的描述。文化人类学的初浅知识曾经帮助他“平朴化”地捕捉细节，“平视”乡亲。但是，随着信仰的回归与升腾，他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把眼前的群体与荒漠联结成整体，从而导致了一种具有隐喻意义的宏伟风格。这样一来，王征就不得不超越文化人类学本身，而以信仰为图像的建构标准了。所谓以信仰为图像的建构标准，其意思是，把存在与信仰视为一体，把信仰作为一种隐喻嵌进对象的细节中，而以敬畏为观察的终点。
 
发在《文艺研究》2007年8期，注释没有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