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摄影：在文化人类学与终极信仰之间
2007-10-26 11:34:12  

  
    由于李杰所持有的摄影立场当中的人类学色彩，使得他在画面上始终坚持一种观看的平朴性。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平朴性是和文字调查结合起来共同呈现的。这就和黎朗的偏于抒情的彝人景观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并从中透视出因各不相同的观看角度而产生的图像风格。
  
    希望秉持文化人类学的立场，同时超越观察的“平民性”和“平视性”这种对等拍摄立场的摄影家应该是王征。但他之所以能够在《最后的西海固》中表达了一种宏伟而平实的力量，却首先要归因于他对自己民族的整体回归。这种回归，从影像与观看上看，显然也超越了一般文化人类学的眼光。 
  
    按照王征本人的描述，他的回归和张承志的一本书有关。在为自己的作品集所写的《自述》中，王征谈到了这本书：“我是回族，就生在西吉。1992年，时任《现代摄影》主编的李媚女士，给我推荐了张承志先生所著的《心灵史》，这是一个描写西吉县沙沟哲赫忍耶教派为坚守心灵的纯净而不断牺牲生命的故事，很感人。也正是这个契机，我才第一次地看到了我出生地西海固这里的事情。想想我在三个月的时候就离开了这里，几乎再没有回去过。《心灵史》是我决心重返家乡的唯一读本。”
  
    应该说，在中国现有的专题摄影家中，可能还没有哪一个像王征那样，并不是因为基于对文化人类学某些原则的认同，才去寻找相应的主题。他对西海固的拍摄本身就是一种人生意义的回归，这决定了他的拍摄不仅是观看，而且还是一种重新的融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了解西海固，走进西海固，去体会西海固的尊严，西海固人的尊严。” 
  
    当然，在重新回到西海固的最初岁月中，已经习惯了某种形式主义图像风格的王征，并不能因为个人的民族身份而马上找到拍摄家乡的摄影方式。我不能肯定正是这个原因才促使王征去寻找某种他所理解的文化人类学的原则来为自己的工作建立基点，但是，从他后来的成果看，采取一种调查式的方式去认识故土，显然还是有作用的，这至少会让他沉下心来了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们的确看到了王征在图像风格上的显著变化，他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变化和着手调查西海固的状况有着莫大的关系。通过种种数据的汇总，王征“发现”原先的“艺术”眼光是有“问题”的，这种眼光只会让他过多地关注光线与构图之类的内容，而忽略了细节。恰恰是细节本身，才是构成王征图像的力量的重要因素。
 
    在我看来，王征的变化与其说来自对文化人类学或一般社会学的认识，不如说来自以说明性和叙事性为主导的日常细节的捕捉，以及这种捕捉对从前的图像风格的反驳乃至抵制。在一次和李媚的对话中，王征谈到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说：“摄影的价值就是发现收集和保存人类生存的视觉素材。”他还说：“影像已经不重要了。影像首先要符合你的目的。”“说明性变得更重要。我要照片能清楚地说明一件事，一个细节，一个环境。说明性变得特别的重要。”甚至，为了这个“说明性”，王征还对卡蒂-布列松式的方式提出了质疑，认为那样只会引导摄影家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决定性的瞬间上，而忘掉了更具体的内容。
  
    事实上，从图像的语境来看，一个人并不容易去除原先所获得的习惯性眼光，除非他有更大的力量，并籍此产生新的意识。在这方面，王征的表现恰恰是让人惊异的。审视他的图像，我认为王征不仅纪录了众多的说明性的细节，如他所说的那样。我还发现，在他的潜意识中，西海固更多时候呈现为一个壮观而伟大的信仰式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人们不再是个体，而是坚守信仰的主体，是默默忍受的群像，在艰苦里体会着上苍的启示。显然，摄影家的这种视觉观是无法用“平视”或“平民”之类的观念来解释的，普通的文化人类学也无助于他对这类场景的发现。恰恰就在排列了西海固民生的各种数据之后，王征笔锋一转，毫不迟疑地谈到了民族的信仰：“在宁夏，在宁夏南部山区的那片黄土地上，当有人举起右手食指问道：‘这是啥？’任何一个回族穆斯林都会坚定地回答：‘依玛尼! 我的信仰还在。’在这里，象征着信仰—依玛尼举起的右手食指，是鉴别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有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