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摄影：在文化人类学与终极信仰之间
2007-10-26 11:34:12  

  
    把痛苦作为一个对象，通过纪实的方式予以披露，的确鼓舞了不少摄影家在这方面去努力。一般而言，痛苦和底层有关，痛苦也容易赢得同情与关注。尽管我不能肯定摄影家之所以把痛苦作为对象是出于煽情的需要，但的确有不少摄影家，从他们的作品来看，是出于对人性的看法来从事这一类工作的。山东的李楠是其中一个例子。从1989年开始，到1997年，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拍摄儿童福利院的情形，把真实的痛苦转化为有力的图像。他一开始选择这个题材，可能和工作有关。当时李楠正在民政部门帮忙，1991年调到残联，而残联的办公室就挨着儿童福利院，这让他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其中的情形。也许刚开始时多少有些偶然因素，但一旦深入到细节中时，一种关注的责任就会自发地生长出来。一般而言，《儿童福利院》属于纪实摄影，但李楠的图像却告诉我，他之所以愿意花长时间去针对一个苦难的主题，显然不能用纯粹纪录这么简单的一种动机来概括。的确，在摄影界，一直有人针对某个主题进行长时间的深入拍摄，上述所说就是明显的例子。但我发现，一旦他们深入到自己所关注的对象中时，拍摄就会悄然地转变成一种图像信仰，从而加深人们对被日常生活所遮掩的现实的认识。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想也不能把《儿童福利院》看成是“揭露”，似乎在这当中存在着什么具体的罪恶。尽管现实中的确存在着对儿童的不同形式的犯罪，但“福利院”本身却是政府行为，说明政府在面对这么一个问题时所可能承担的责任和可能采取的措施。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纪实范围内，总有人以为那些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他们的目的如果不是揭露，就是猎奇。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摄影如果不针对带刺激性的现实主题，就会失去意义。我不同意这些偏激的言论。要知道，当一个摄影家长期关注一个痛苦的悲剧时，似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起作用。我想李楠也不只是为了揭露什么，才长时间地浸淫在不幸者当中。李楠通过他的工作希望能够证实一点，那就是不幸者不仅仅是不幸，他们的处境与待遇还包含了对命运的一种思考。那些被送去福利院的儿童，其状况自然是可悲的。即使他们享有福利，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个苦难的处境。而更重要的是，福利院的儿童状况，通过摄影家的转化，会适时演变成对现实命运的一个永远沉默而可怕的注解，提醒我们对于苦难的识别。
  
    李楠的《盲孩子》有助于说明我的判断。如果说，在《儿童福利院》中仍然包含着苦难和不幸，那么，在同样包含着苦难和不幸的《盲孩子》系列中，我们却发现了镜头中的喜悦。我不敢说这种喜悦是自觉的，但至少是自发的。由于先天的残障，盲孩子必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用彼此能够交流的方式来表达欢乐。自然，审视他的这一组图片，我不得不承认，欢乐仍然是稀少的。但恰恰是这一稀少的欢乐，显示出摄影家的敏锐，也让李楠更深入地理解阿勃丝的独特立场。当然，从时间上来说，《盲孩子》拍摄得更早。这一组图片似乎是《儿童福利院》的一次预演。对比起来看，后一组图片中的欢乐已经荡然无存，而只剩下苦难本身，而且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无法推诿其责任的、因而是先天的苦难。 
  
    黎朗也有过对某一专题进行深入拍摄的体会。按照黎朗的《自述》，他之所以投身摄影，是受到了台湾阮义忠的一本书《当代摄影大师：二十位人性见证者》的影响。这本书大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台湾传到了大陆，2001年再由中国摄影出版社正式出版大陆简体字版。关于阮义忠的意义，尤其他对中国当代摄影的影响，至今尚没有详细研究。他所编写的《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这两本书，还有由他来主编的《摄影家》杂志，客观来说，是近二十年间推动中国摄影，特别是纪实摄影发展的最重要的出版物。黎朗受其影响，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