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摄影：在文化人类学与终极信仰之间
2007-10-26 11:34:12  

  
    其实，早在1996年，当时正在《粤港信息时报》任摄影记者的李洁军，就已经去到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对外的珠江口一个叫大茅岛的孤岛上，为生活在那里与世隔绝的麻风病人照相。在接受安徽卫视“记者档案”专栏采访时，李洁军肯定地说，他是在1996年6月17日登上大茅岛的。当时的大茅岛几乎与世隔绝，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除了皮肤病医生定期登上小岛外，从来没有人来过这个地方。大概在五十年代中，这里开设了一家医院，叫“大茅医院”，专门收治珠三角各地的麻风病人，好进行隔离治疗。到了八十年代初，这里的病人大部分都已经治愈，但其中部分病人重返社会后，却感受到了社会的歧视，于是绝大部分都选择留在这里。李洁军是在上大茅岛的前一年，在珠海采访时，听珠海的同行说起了这家医院。于是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他一个人登上了这座小岛。李洁军承认，他是带着多少有点猎奇的新闻眼光来到这个地方的，上岸时碰到的尽是在呆痴中所流露的敌视眼光。这也可以理解，对于岛上特殊的居民来说，李洁军无疑是一个外来者，一个不期而至的侵犯者。这说明在半个世纪的隔离中，这里的人已经彻底被社会所抛弃，他们只能依赖在心灵上构筑的自我防线来抵御外界的排斥。这种眼光给了李洁军深刻的印象，现场的感受促使他重新反省上岛时的动机，并把反省贯注在以后的长达十年的拍摄工作中，从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李洁军透过镜头，体会到了每一个个体的真实的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麻风病人的处境教育了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洁军，使他明白镜头意味着什么，也知道一个摄影工作者在拿起相机时所拥有的权力感。而这种感受，几乎成为那些长年泡在一两个专题中的摄影家的一种通常感受。 
  
    对麻风病人的关注，究竟是不是从台湾摄影家周庆辉开始，对此我不敢肯定。但是，周庆辉一组拍摄台湾麻风病人的作品是在1994年香港艺术中心召开的“中港台摄影研讨会”上亮相的，并马上引起了中国摄影界的关注。重要的不是因为周的拍摄而有了国内同类题材的出现，重要的是，在面对边缘甚至被抛弃的群体时，摄影家会尖锐地感受到，处理镜头与对象的关系是纪实摄影的一个关键，这个关键的背后无疑包含着一种对价值的判断。
  
    杨延康大致上完成了麻风病人的拍摄后，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深入到陕西农村，拍摄“陕西乡村的天主教”，一拍就是好几年。2005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俗称“小灰书”的摄影家丛书，为杨延康的“陕西乡村的天主教”结集出版，与世人见面。在这本小的前言，杨延康写道：“我崇尚纪实。2004年的10月，我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与学生交流时，当放完了这本小册子中的幻灯片时，有位学生问道：‘纪实摄影都是表现痛苦的吗？你是怎样看待痛苦与快乐的？’当时，我停顿了一会儿，真诚地说：‘我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在摄影界，别人在拍什么我管不着，但我去拍了麻风村，拍了乡村天主教，让大家看到了痛苦，知道了苦难中的他们，这不知是对还是错？”2006年，当杨延康获得首届“沙飞摄影奖”的创作奖，邀请到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进行演讲时，同学们也把提问集中到对苦难的认识上。 

    杨延康的叙述说明，在纪实摄影中的确存在着追逐“苦难”题材的倾向。但是，如果审视杨延康的照片，特别是他镜头中的“陕西乡村的天主教”，你会在拍摄对象上感到一种由衷而内在的愉悦与宽容。的确，对比他所拍的“麻风病人”的苦难而言，“天主教”可能因为多了一层信仰的成份，反而缺少对苦难的渲染。所以，从场所和景观来看，进入杨延康视野的，更多的是环境的贫困与乏味，这种贫困与乏味似乎自古以来就在中国的乡村扎根，从来就跟着千百万的中国乡民。我相信摄影家在拍摄时，他的选择多少是和自己原有的一种本性相关联的。以杨延康的经历来说，他似乎无法让自己溶入都城市当中。他生活在深圳，在这座飞速生长的城市谋生，但他的拍摄却和这座城市没有关系。他只要有机会就奔波在乡间的泥泞小路上，把镜头对准那些早就习惯了贫困的乡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