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摄影：在文化人类学与终极信仰之间
2007-10-26 11:34:12  

  
    经过对精神病人群体的拍摄实践，吕楠无疑积累了大量经验。所以，当他开始第二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拍摄中国农村的天主教时，如何以更加平视甚至是平和的眼光看待拍摄对象，就成为他工作的一个道德基础。
  
    近百年来，以西方天主教传教为标志的外来宗教的进入，在中国经历了曲折甚至是血腥的过程。早年由于传教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引发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义和团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的入侵。对这场运动的评价，至今仍然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论。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自从文革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的开放，对外的容忍在增加，外来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深入到农村地区，成为这三十年中国普通人精神生活当中一个瞩目的现象。
  
    从作品来看，吕楠仍然沿用了他在拍摄精神病人群体时的经验，注重日常生活细节的观察与捕捉。关键是，吕楠的拍摄方式是深入式的，也就是对拍摄对象的整体把握和细节认 同，从而把他所选择的题材上升到当代文化进程这样一个层面来加以认识。而其中的重点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拍摄，通过对普通对象的面相与动作的捕捉，把一个群体的精神状态给表达出来。这个群体的精神状态，在纪实摄影没有深入之前，是被忽视的，甚至是被整个文化圈边缘化掉的。而在整个社会的分层中，他们也是不被重视的。通过这样的工作，让他们以他们本来的状态进入文化界的视野，应该是吕楠从事拍摄的动机之一。由此，吕楠几乎不做突然性的拍摄，他希望和对象处在某种和谐的状态中，对象比较熟悉他了以后，才开始工作。
  
    把《在路上》和《被遗忘的人》相比较，后者似乎显得要平实一些。作者在拍摄当中尽量少采用俯视角度，对广角镜也比较谨慎小心。我想，在拍摄过程中，吕楠更加关注拍摄对象的日常状态，减少对拍摄对象的干扰。在他看来，只要让对象在他们自己的生活的逻辑中展现，“他们”才更像他们。但要做到这一点，无疑是有困难的。这样一来，不仅要去掉猎奇性，更要加强和对象的交流，让他们容纳摄影家本人，然后才能“生活”在他们中间，捕捉到他们平时的样子。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在工作当中，要贯彻始终，却不那么简单。我相信如果没有一种信念在支撑，如果不是在情感层面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实际工作起来可能就会变样。要知道，作品是不会骗人的，它马上告诉我们作者的态度究竟是什么。 
  
    1996年，大致上完成《在路上》的系列拍照后，吕楠马上奔向下一个目标：西藏。无疑，拍摄西藏是一个难题，原因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人进藏，寻找美丽的旅游风光和异国情调。西藏作为一个拍摄对象，每年都生产出一大堆图像，流向全世界。从某种意义来说，西藏已经成了视觉猎奇的重要场所。现在，吕楠选择这么一个著名的拍摄对象，对他来说，第一个难题就是要克服上述现象，排除图像猎奇，寻找心目中真正的西藏。第二个难题则是如何在已有的成千上万的西藏图像中建立让人信服的针对西藏的价值观，从而为自己的拍摄寻找个人立足点。 
  
    当然，我相信，吕楠之所以选择西藏，还是和他上两个专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题材上看，我觉得吕楠的这几个题材有着这样一些共同特点，一，他所关注的都是边缘群体。不是一般的边缘群体，而是相当特殊的边缘群体。中国的精神病人在吕楠和袁东平拍照以前，估计是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规模与持续地注意的。同样，农村中的天主教状况，由于种种原因，大概也从来没有得到系统的反应。西藏在视觉上虽然是一个猎奇的场所，但真正关心普通藏人的图片，其实也不多。这么多年来，几乎绝大多数以西藏为对象的图片都在传达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诸如“纯朴藏民”、“精神净土”、“强烈色泽”、“奇异风光”、“佛国天堂”等等，这些观念与其视觉对应物只是满足那些进入现代文明之后被空虚想象缠绕得更加空虚的人们的意识，却对认识真实的西藏不起什么作用。二，吕楠的选择和他个人的生活状态有密切关系。他原来在《民族画报》工作，但在拍精神病人时，就已经自愿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脱离体制，自谋出路。在吕楠这样做的时候，“自由摄影师”还是极为罕见的。中国绝大多数的摄影师，一方面在体制工作，另一方面利用体制的优势干自己的活。体制给予他们以工作和生活的基本保证，减低他们的工作成本。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优势和保证，我们无法想象摄影师们将如何工作，更遑论对个人图像的自由选择了。但是，也正因为这种自由状态，大概造成了吕楠从本能上对边缘群体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选择追溯到吕楠的早年生活。自然，这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