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与历史观的分野
2007-11-1 9:57:36  blog.dayoo.com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了这么一大段文字，是因为我对于李在其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悲哀而滑稽的恶作剧”有着深切的体会。在李这里，那种“艺术家天才之谜”被一种力图重现当年历史纷围的目标所消解了。“岭南画派”之所以有谈论的必要，也许一开始的时候多少还与评价二高一陈的艺术成就有关，但深入到历史中以后，就发现凝聚在这个画派上的历史内容要远比其狭义的“艺术内容”更有意味。其实，如果仔细玩味上述所引的李伟铬的原话，我们很容易能读出其中的真正含义。在“悲哀而滑稽的恶作剧”的后面，现代美术史中那种超乎寻常意义的“意识形态”的“火药味”和“激进主义思潮”几乎招然若揭。在这里，历史的份量已经压倒了价值的份量；同样，对艺术家排座次的兴趣不得不让位于对历史探究的兴趣。重现历史的纷围使历史学显示出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寻找那些能够说明历史进程的关键内容。今天，当我们站在“笔墨”的立场上时，我们当然会把研究的视野放在传统派的成就上，会越发觉得潘天寿“拉开距离学国画”的价值。然而，一旦我们把我们的立足点放在历史学上，我们就马上清醒地看到，潘的那个“距离”恰恰是被历史“逼”出来的，在这个历史面前，传统被迫站到了一旁。作为对比，“岭南画派”和那些“折衷画派”的艺术，本身就是历史中人，包含着历史所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谁又能说研究地域的画派和所谓二流的画家就比仅仅着眼于“大师”更糟糕呢！？
        当然，对“岭南画派”的研究只是一个便当的例子。我想借此表明，在价值观的另外一面，尚存在着一种富于历史感的考察，在这种专业性的考察里，最重要的目标是，就象贡布里希多次说过的那样，恢复人类的记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李伟铭的另一篇文章《写实主义的思想资源——岭南高氏早期画学》视为与贡布里希所说的具有同一性质的学术推进。文章力图通过对资料的考订，重现本世纪初叶发生在广州高氏周围的写实主义思潮的各种或明或隐的表现。诸如居廉那种“有悖于‘以画为寄’、‘以画为乐’的道德训示，其无物不画且画必求肖的作风，更坠入了舍本求末的魔道”的缺乏“教养”的本性，使他“以一种更趋近‘写形传神’的方式，对从兄（居巢）画法进行卓有成效的改良”。还有对居廉绘画的世俗性和平民性与发生在他周围的“新学”发生联系的猜测，使作者认为“他（居廉）近乎西画的‘科学的观察方法’和‘忠实写生’的技法语汇，相对于简率荒略而在价值确认上又往往流于模棱两可的‘文人画’，无疑更容易启发后学者对现实生活中正在不断增强的务实的理性精神的向往。”我认为，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细节的组合，我们逐步获得了一种具体的感受，那些迷失在时间烟雾里的情境，开始显现出自身来了，记忆也开始得以恢复。历史学家的意义在这里与那些价值论者，与那些时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判然有别。历史学家在这里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他终于发现他站在了一处坚实的地基上，并在这个地基上重建人类记忆所能达至的时空区域，从而显示历史学本身的力量。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八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