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传承符码--关于民俗纪实时代历史的串联思考
2008-2-6 21:28:11  

是"纪实摄影"的深入，促发"民俗摄影"之涌起？还是"民俗摄影"的波及，展现"纪实摄影"之潜力？

以我之见，所谓"新时期摄影"的观念进展，与其说是还摄影于真实，莫如实为还摄影于世俗。简言之，"新时期摄影"的还俗实践，才是中国当代摄影具有史的演进意义之实质。

由此而言，被媒体突显的所谓"新时期摄影"之主流影像，可能未及超越多少意识形态的传统格局，有些只是特定宣传立场的对立转移。事实表明，往往是一些属于非主流文化的隐性表现，更能代表摄影史意义的实质进度。因而，"新时期摄影"在反映"社会真实"和"平民化"的表现，实质是在触及映照民间的世俗生活现象，从而渐次返还摄影纪录的本性基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时期秉持理想主义超现实的意识形态化，造成摄影为政治服务的主流之势，使摄影观照世俗生活的倾向难以伸展。

"新时期"的摄影理论，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极端的政治化摄影模式，做出大量针锋相对的批判。代表观点诸如：以摆拍的导演手法粉饰现实、以弄虚作假手法歪曲现实等等，统归视之为"不真实的摄影"，从而反弹出"新时期纪实摄影"的异军突起之势。
然而理论层面的摄影真实，其实是个难决的大问题。尤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真实与否牵系于立场观点。所以，两相争论，仍属未决命题。"新时期纪实摄影"表现中，所对社会民俗层面的摄影观照，则在实质上与以往时期刻意突出政治的摄影模式，真正拉开了观念距离直至背道而驰。

我在本文中所言的"民俗"概念，尤指中国社会的民间世俗事物，并非特指少数民族风俗事物。因此，我本可以启用"世俗摄影"这个名词来做阐述。不过，鉴于当前摄影理论新名词已有泛滥成灾之势，故没必要再节外生枝。运用已有的概念名词，我自信尚能将此话题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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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闲话闲说》言道："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破'四旧'，我问过几个朋友，近三十年了，都记不清是四样什么旧，我倒记得，是'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旧文化'。这四样没有一样不与世俗生活有关。"

众所周知，被摄影拍照下来的影像，已是在时间上属于过去的事物。何况，民俗摄影无疑意指为拍照"四旧"，即所谓的"土老破旧"。如此一来，则民俗摄影是什么，反而足以简明廓清了。

如果同意民俗摄影就是拍照与民间世俗生活有关的"四旧"事物与现象，那么以"破四旧"的观念所谓"立四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社会"新生事物"的新现实与理想化的超现实吧。凡将"四旧"与"四新"汇总起来的拍照影像，我认为可以统称为"纪实摄影"。

如此定义"纪实摄影"，有人会说这般"混淆两类不同性质事物"的大杂烩"纪实摄影"，不能代表时代，也反映不出时代性。我则认为"时代"是观念，而"历史"则是事实。我还认为，纪实摄影未必一定要反映时代，却务必要观照历史。时代在历史之下，如果"四新"代表时代，则"四旧"加"四新"就等于历史。于重视拍摄"四旧"的同时，也不忽视拍摄"四新"，这样的"纪实摄影"观念，或许就是所谓的"历史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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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年为例，举两个给我印象深刻的民俗现象。

1970年春节，我在北国风光的松辽平原一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农村度过。大年初一，从吉林省四平地区梨树县一个叫刘家屯一队的村落，徒步跋涉白茫茫大地，去几十里地以外的三合公社。公社所在地也不过是个村落，只是设有公社机构和供销社，并无文化部门。那天在公社最热闹的供销社院子里，见到一伙农民自发的扭大秧歌活动。东北二人转浪不溜丢小喇叭的吹奏声里，黑棉袄黑棉裤的关东乡民们，当腰围上大红花被面，有人头戴旧式礼帽和老式墨镜，自奏自扭地在院落空地间兜来绕去。这般不伦不类的打扮与放浪自得的动作，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最为肃杀的年头，实在令我为之一惊一楞。奇的是乡民们的表情也无喜乐也无愁绪，似乎沉默于自娱的舒缓状态。

我呆呆地观望到如此突兀呈现的民俗节庆场面，把这样的陈旧行为与当时的革命氛围相挂连，心想这要是叫政工干部见到，岂不要狠遭批判。也许正因为那些当事人已经是处在社会基层的农民群众，即使惩治也罚不出个什么了。他们才那般不管不顾，在穷乡僻壤，发泄了一场逢年过节理所应当展现的传统民俗仪式。当时我认为如此粗陋的土秧歌没啥意思，远比不上以前在城里过年见到的又踩高跷又跑旱船的秧歌表演。只是许多年过去，我才意识到那是一场纯粹自发的民俗活动，尤其在"破四旧"的革命年景，更是不无政治风险。而我以往在城市所见的节庆表演，皆是有组织策划的非自发节目，已经很难算是纯粹的民俗文化。如果没有亲眼目睹那场乡间的简陋春节秧歌，今生我便只能将在城市里经历过的那些有组织的节日表演，当做是民间的风俗现象，难免不是个永生的文化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