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眼界 思考纪实
2008-2-6 21:26:04  

《生活》杂志停刊6年之后，复刊时，非但由周刊改为月刊，更重要的是它将原来的新闻报道的周刊性质，全盘转型为以生活方式为主的不计时效的文化性质的月刊。由社会新闻报道式的纪实摄影，转向了文化生活式的纪实摄影。当年尤金·史密斯认为《生活》杂志编辑应该刊出250张照片才符合他专题拍摄的原始意图，现在看来，使尤金·史密斯失去发挥天才空间的，简言之，是全套的纪实摄影名作《乡村医生》，在媒体传播竞争中，敌不过同类题材电视纪录片的信息传播时效。

西方Documentary Photography与中国"纪实摄影"的区别在哪里？我认为由这样一个假设为线索，可以进入理论：如果尤金·史密斯在中国，他的摄影作品以发表于《中国摄影》类专业报刊为标准，他的成就是否会遭到必然兴起的电视报道纪录片的威胁而难以施展？再一个假设的提议是：如果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报道摄制组，与解海龙同时出动，做相关《希望工程》专题的信息传播竞争，其结果会如何？我想，解海龙无可避免地必须面对电视传媒的挑战与竞争。

郭熙志的文章表明，中国影视界就纪实事物的实践与理论研究进展，已领先于中国摄影界。且看对中国电视局势的最近分析，具有"王者之气"的中央电视台，在全国各省市电视台既将全面"上星"（卫星传播）之际，已经面临"残酷竞争"的威胁。全国地方电视台，在所有节目的全线铺开进入生存竞争的局势，将如何带动中国时事新闻与社会报道方式的演化，郭熙志的《纪录片：为什么拍、拍什么和怎么拍》一文，就是纪录纪实传播实践向纵深挺进的标帜。

试想：如果具有国情特色的中国纪实摄影，不必象《生活》杂志与尤金·史密斯那样，受到电视纪录片方式的竞争威胁而幸存，那将是怎样一种形式与性质的"纪实"摄影？

承受寂寞的寂静影像

中国当前的摄影理论探讨，相关报道摄影与纪实摄影的专门论述，已不在少数。但是对新观念和新见解的引用十分不足，多的是不知所云的玄奥"本质说"，与令读者思路遍寻而找不到切入点的什么理论"体系"与"框架"。

关于纪实摄影类的发展与形势，《大众摄影》1997年第2期转载台湾学者陈学圣的文章《报道摄影的危机与转机》（纪实摄影一词在台湾名为报道摄影），即使对阐述"中国特色的纪实摄影"，也是必要的参考文献。尤其是相关纪实摄影在现代传播媒介中的处境走向，陈学圣文章有学术性的冷静分析。

对于明显带有社会功利性质的纪实摄影的理论研究，如果缺乏就其社会影响的实际情况调查，则相关立论难免陷于理论的抽象与空洞。例如，在这一类的立论里，我找不到相关中国纪实摄影对中国当代社会影响的学术性评估（社会学意义的，而非舆论宣传的），甚而无从判断中国摄影专业报刊媒体，在当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中的作用与分量。

举凡谈及中国纪实摄影，无人不以解海龙的《希望工程》作品为例做论据。可是，解海龙的《希望工程》作品是否具有中国纪实摄影的普遍性，面临中国电视媒介直起急追的赶超竞争力，解海龙《希望工程》式的社会功利风光，能否一而再三屡?quot;火爆"？解海龙一人的一部《希望工程》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纪实摄影打入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领域？

中国纪实摄影和西方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我认为还可以从其传媒方式的不同做思考。西方纪实摄影的发展方向是由突显于社会作用的大众传播媒介（如《生活》杂志）而落入目前的小众传媒空间。中国纪实摄影则是由小众传媒力图参与大众传媒朝逆向于前者的走向努力。其成功事例可见解海龙的《希望工程》，以及不知是否被承认为纪实摄影类型的牛群名人摄影工程。解海龙的《希望工程》因为能够跟国家文化政策倡导的"主旋律"合拍，得以及时地切入主流的大众传媒行列。然而一个《希望工程》的大成功，不能掩盖大量的中国纪实摄影作品仍然游离于大众传媒主流之外的实际。而后仅能与《希望工程》摄影作品影响力相当的，便是牛群的名人摄影工程了。已有的摄影理论评论对以上两者，皆欠缺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释论，皆有以社会成功取代理论分析的偏颇。陈学圣文章中提出了"伤害报道摄影最大的是媒体（包括电视、印刷媒体及电脑网络）中名人文?quot;的论点，中国摄影理论评论将如何从学术的立场，来分析这两起中国摄影界公认极其成功的轰动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