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棣亲述(续)
2007-11-20 11:13:00  

    我写作这篇文章后，可能引起石少华同志的重视，党支部改选时，举荐我当选了支部委员（组织委员），9月份画报社成立编委会时，又提拔我成为编委（编委成员石少华、吴群、李遇寅、庞嵋、林杨和我，共6人）。我当选为党支部委员后，经我手很快就发展了孟昭瑞、李文芳两名新党员，扩大了党的队伍，并开始筹办建团工作。12月，我当选为画报社党代表，出席了华北军直第一届党代会。1950年五、六月份，又先后出席了华北军区第一届团代会和第二届党代会，这都是题外话。

    1950年4月，少华同志调离部队，奉命去筹建新闻摄影局（后转为新华社摄影部），临走时又对我千叮万嘱："画报社保存的底片，是无数先烈血汗的结晶，是华北军民革命斗争史的真实记录，无比珍贵，一定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它。画报社可以撤销编制，人员可以经常调换，但底片是永远存在的，它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战争年代付出了血的代价，才把它保存下来，在和平时期如果把底片损失了，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沙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批底片，他和我对你保护好底片，都抱有很大希望。沙飞多次对我说过，把底片交给顾棣，我很放心。现在沙飞同志已不在了（1950年3月4日刚去世），但他谈过的话，不能忘记......"。这使我马上回忆起沙飞多次和我说过的："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的经典名言，和1946年7月，他把《晋察冀画报》全部底片托付给我时说过的话："这些底片就交给你了。你只要不牺牲，就不能把底片丢掉......"的肺腑之言。沙飞主任1948年12月30日在医院病房写给我的信中还念念不忘画报社的底片，和对资料工作，对我的关怀......。我向石副主任庄重表示："我一定牢记领导的教导，决不辜负领导对我的希望和重托。"从此，我便牢固地树立起用一生心血保护底片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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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顺便说一下，在重视关怀底片和资料工作的领导中，除沙飞、石少华外，还有田野老社长。其实他并不是专职摄影工作者，画报社的几万张底片和他毫无牵连。但他关心底片和资料工作的精神，和为资料室办的几件事令人非常感动。

    第一件：1951年2月，一个礼拜天，我正在资料室整理底片，田社长在院子里散步。他从玻璃窗子里看见我在工作，就进来问我："为什么礼拜天不休息还要工作？"我答："今天轮到我值班，呆着无聊，不如工作起来痛快！"田野社长又问："值什么班？"我答："这是资料室的工作制度，礼拜天、节假日都要轮流值班，为保护底片，防盗、防火，资料室不能离人。田社长当时没有说什么就出去了。没过几天，田社长找我谈话，说："你们太辛苦了，长期下去会影响健康。你去买几个保险柜回来，放底片，就不用再担心失火被盗了。"我马上照办，从王府井买回四个保险柜，把全部底片放进去，还在《摄影网》上发了消息。从此，资料组就不再值班了，大家无不欢欣感激。

    第二件：原来资料编号采用总号、类号、序号三级制，一张底片上要写10几个号码，很麻烦，而且容易记错。特别是135底片面积小，写不下这么多字，急需改进。杨亚山同志提出一个很好的改革方案，但我当时担心再把资料搞乱（过去有过教训），迟迟下不了决心。后请示田社长，他召集大家开会，反复讨论，并让大家多提改革方案，汇总起来交他审定。最后，田社长决定采用杨亚山提出的"一号制"方案，即一张底片只编一个顺序号，总号、类号全不要。但照片必须要分类，否则资料成了大杂刽、一锅粥，就要大乱。解决查找资料和简化底片编号之间矛盾的办法，就是增设一个号码对照表：照片上只有一种顺序号码，看不出照片的归类属性，有了对照表就能找到了。为避免混乱，过去采用三级编号制的底片就不再变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