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观念中的一道门槛
2007-11-1 10:10:04  博联社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多了。事件现场没来得及拍，而人们太需要一幅 "现场记录的"、"可以信任的"、"可以留存历史的"影像资料，来记录下这一重要事件了。于是，宁可补拍，再所不惜。事实证明，尽管这些摆弄过的照片让人知道后产生不快，但仍要不断地使用它，以让人们通过它了解当时的"现场"情景。哪怕一边使用，一边抨击摄影者的不诚实。二战中著名的《美军占领琉璜岛》不是补拍的吗？《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不是补拍的吗？认真浏览西方摄影史，你会发现，从西方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位战地摄影记者罗杰·芬顿（Roger Fenton, 1819 - 1869）开始，"制造现场"的行为便已经出现了：那时的曝光时间是15秒，而且机器大得很，不可能现场抓拍！紧随其后，号称第一次全面记录战争的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1822-1896）团队,为全面记录美国内战，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来制造现场，而他曾说："相机是历史的眼睛"。苏联红军摄影师叶夫根尼·哈尔杰伊（Yevgeny Khaldei, 1917-1997）1945年5月2日在柏林拍摄的，俄国士兵在德国国会楼顶升旗的照片，同样是为拍照而刻意安排的[5]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要么我们得不到一幅既说明事实又鼓舞人心的照片，要么只好重来。

    而禁止干涉拍摄对象，众多历史著名新闻摄影记者和纪实摄影大师级人物可能提及甚至强调，但自己并未严格遵守[6]。我们最熟悉的作品，尤金·史密斯（William Eugene Smith,1918-1978）的《乡村医生》、《水俣》，许多画面都是精心安排，多次拍摄，并在暗房精心制作所得。就连苏珊·桑塔格也对这些照片的效果赞美有加[7]。我们明确反对那种为某种利益而伪造事实的事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这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大多并未严格遵循不干涉被摄对象的原则，同样是有其道理的：客观、真实与否，并不由抓与摆决定。

    凭心而论，抓拍人如果持否定态度，一定可以在美好的事物面前，抓到丑恶的"证据"；抓拍人如果想美化丑恶，同样极容易得手。中国文革期间的大量"作品"，包括新闻报道可以证实这一点；今天许多歪曲现实的作品同样可以证实这一点。事实上，抓拍可以成为作假恶人的挡箭牌！我们最崇敬的战地新闻摄影英雄罗伯特·卡帕，和他所拍的为反对战争杀戮起过重要作用的最著名的照片《西班牙士兵之死》，已经令人难以置信地证明是早在1年前就摆拍出来，并曾经公开发表过的！在同一幅画面中（从天气和视角看出来），竟是两个不同士兵摆出的，两个可以明显区别出来的"中枪死去的"士兵的相同动作。卡帕这幅名作是以新闻照片的形式最早发表在1937年7月12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但早在将近一年之前， 1936年9月23日出版的《VU》杂志上，卡帕曾发表过可以轻易证实是同时拍摄的另一幅照片[8]！伪造事实的摆拍我们当然反对和唾弃，哪怕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但我们是否能够仅仅因为没有完全抓拍，便断定摄影师的品格出现问题？

    我们当然希望在所有需要的时刻都可以出现完全在现场抓拍的，既绝对精彩（至少是足够记载历史时刻，又足够传递本质真实的），又无疑是历史重大瞬间的优秀画面。我们完全可以鼓励人们去为此而好好练兵，努力奋斗，事实上也确实存在成功的案例。但摄影的瞎子摸象本性（必须在现场，必须亲自"摸"到，且只能是单一视角），已经决定了这种理想多少有些脱离现实。现场条件千变万化，千万种因素中的一种出现，就可能使这决定性瞬间的拍摄化为泡影。要么放弃这个重要瞬间的记载，要么重来。更重要的是，过份强调抓拍，无异于逼着一大群吃这碗饭的（或急于成名的）人，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去捏造事实，以维持自己的饭碗，或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这无异于对人性的一种"逼良为娼"。20多年来的新闻摄影及纪实摄影实践，已经无法否认地证实着这种不断弄虚作假的格局，以至于大旗网站在今年的3.15，需要呼吁举行"照片打假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