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照片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2007-11-19 11:24:56
当时,有多家媒体确定要以全方位、多角度、大版面报道从潘家园废品收购站捡回万幅摄影艺术品的事件,他们想透过这一现象剖析文化市场的深层次问题。最早是《人民摄影》将原标题“中国摄影家的悲哀”改为“旧货市场购片记”在头版刊发我撰写的8千余言文字,后来《摄影报》采用我的原标题刊发万言文。接下来是社会报纸的大量介入,我曾接受采访的《北京晚报》、上海《青年报》等媒体都在做过整版报道后,还想再做后续报道。

这仅仅是我带到纽约的一部分报纸复印件,大量剪报存在北京。
最先作电视报道的是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的“什刹海”栏目,该摄制组后来又随同我去潘家园废品收购站实地采访,仅仅时隔半个多月,这里已变成一个巨大的施工场地,废品收购站已不见踪影了。
5月1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生热线”直播“废照片事件”,主持人林白想让听众在直播中听到双方的声音,便给吕厚民副主席挂电话,希望他就此事也谈谈看法。对方说:"你们不了解情况,不应当做这个节目。”“我不想接受你们的采访,我会找你们北京市委宣传部谈。"
不久,北京电视台、北京电台、北京晚报、北青报等媒体都接到市里的指示,不要再报道此事了。
在我捡回废照片满一个月的5月28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组两位年轻记者登门采访,拍摄中那位女记者问我是否知道吕厚民副主席的电话,我们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我明知故问:“你要吕厚民先生的电话干嘛?”
女记者说:“我想借用您家的电话给他挂个电话,我们要直接去采访他,请他也在这个新闻节目中出面谈一谈。”
我又发问:“你做的这个新闻节目想播出吗?”
她不解地问:“哪有做了节目不想播出的。”
我自信地说:“你要是现在采访吕副主席的话,这条新闻肯定是播不成的。”
她更为不解:“是我们主任亲自派的采访任务,要求我们采访到双方当事人,让观众听到两方面的声音。这节目怎么会播不成呢?”
我笑着说:“你听主任的,主任得听台长的吧?你只要挂了这个电话,你们台长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肯定会发话让你们不要再做这档新闻了。”


1997年5月28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组记者在我家里采访。
这位女记者告诉我,央视预定就这一文化现象做深度报道,首期节目中一定要采访到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她一说到“主要领导人”,一下子启发了我。便建议他们去采访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高帆先生。
我有几位老同学在新华社与高帆夫人牛畏予在一间办公室工作多年,老同学曾与我一起去看望过高帆夫妇,他们待人亲和,我们之间很熟识,我尊称她牛大姐。
这次,高帆主席看到《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写的“废品堆里拣回万幅艺术品——是喜是忧?”长篇报道,曾与我通电话询问详细情况。几天以后,牛大姐突然给我挂电话,说她正巧要到方庄来办事情,想顺路来看看我们俩口。这是她第一次到我家,明知这是高主席让她来实地考察这些废照片之虚实,他们是遵循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吧。当牛大姐看到她自己拍摄的《华罗庚教授》和《作家丁玲》等名作也都混同在废品堆里,让这位女摄影家不断摇头叹息。
想到这些,我就建议央视记者先去采访高帆主席,等这一期节目播出后,再去采访吕副主席也不迟,他们同意了。
两天后,央视在晚间新闻中播出这一报道节目,开篇是我手持摄影佳作正在讲述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