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家的悲哀
2007-11-6 10:37:18  

      文革中在柳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常以能坐上农民老师开的拖拉机进县城为快事，自那以后的这些年里，这是头一回又坐上拖拉机，而具是跑在首都北京的三环路上，前面除了驾驶员只能再坐一个人，自然让给我老伴了。我爬上装满大麻袋和纸箱的车斗里，无处可坐，只能坐在塞满照片的大袋子上，拖拉机发出震耳的声响，车身摇摇晃晃的，路人但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大概看我不大像是农民，却高高坐在农用车上。一路上我看着满车的照片，思绪满腔，百感交集。

      拖拉机把6大包和一箱子"捡"回来的摄影艺术品运到家，那位农民帮我卸下沉重的照片，他直说30元的运费太少了，我打开钱包给他看，又把里面仅有的10元钱给了他。请常年在楼前设摊收废品的两位农民兄弟帮忙，把照片袋子搬到电梯旁，分两三次才运到17层的家门前的公用走廊上。顾不上喝水，顾不上擦汗，赶紧取纸写一张敬启告示，告知同一走廊的另两家邻居：我的几袋照片资料暂存此处，待整理后即可腾清走廊，敬请谅解。

      当再一次清点运回家的箱包数量时，发现原先明明是七个大编织袋和一个大纸箱，怎么就少了一包呢？心里直打鼓，赶紧冲个澡，洗去满身汗水和灰尘，胡乱填饱肚子，已是午后两点半了，骑上摩托车再次飞奔潘家园废品收购站，去寻找丢下的那一大包照片。

为寻遗失照片再去废品站

交警拦截摩托疑我捡破烂

      我风风火火地赶到潘家园废品收购站，只见装满照片的大麻袋包还躺在乱纸堆里，原来是民工往拖拉机上装货时少装了一包，害得我又跑了一趟。

      这一大袋照片至少有几十公斤重，怎么也装不上小50摩托车，只好就地倒出来坐在地上挑选，由于数量太多，只能择优带走了。刚刚换上的衣裤又落满灰尘，这一挑就是两个多小时。就在这个险些遗失的一袋照片中，挑出了吴印咸两幅20英寸的参展彩色照片，陈长芬的热裱压膜的参加首届金像奖评选的大幅佳作，吴学华装裱金边的在国际获奖的消防系列作品，还有任国恩的装裱加框的西沙海礁，雍和的一组十余幅纪实组照......

      从这大袋里足足挑出30多公斤照片，分装到三个就地找到的尿素化肥袋，前挂后搭捆绑在铃木小摩托车上。当驾车路过左安门桥时，被一位年轻交警拦下，他说我摩托车后边搭挂的三个尿素袋超宽违章，不准继续行驶，要就地扣下车，还要开罚款单。我好说歹说，那交警看我灰头土脸的样子，一双手也是黑乎乎的。他让我出示证件，当看到工作证上我身穿警服的照片，单位是中国人民警官大学，这位交警以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以不屑的口气说："警官大学教授也出来倒腾破烂？"我听后一脸苦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只见交警把手一挥，很不耐烦地说："走吧，以后少干这种事！"那意思是放行了，我赶紧连声道谢，打着火驾车赶路，一直在想交警说的那句别再倒腾破烂的话，他显然认定我是利用星期天出来捡破烂赚点"外快"，这正应了社会上的一句形容词"穷得像教授"，越想越感到好笑，。

      回到家已是傍晚6点多，再洗一次澡，又换一套衣服，疲惫不堪地躺在沙发上，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声中睡着了......

      第二天，我开始整理这些"废照片"，纵观我在旧货市场购买的200多幅佳作，以及初步从废品堆里整理出来的部分摄影作品，足以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作品大多是近20年来历届全国影展和国际大赛的参展、参赛、入选和获奖佳作。它们代表了我国摄影艺术的水准，其中，有已经逝世的摄影界老前辈吴印咸、黄翔、薛子江的遗作，有著名老摄影家石少华、吴寅伯、侯波、吕相友、陈勃、李兰英等人的杰作，有享誉国际影坛的中青年摄影家陈长芬、吴学华、王文澜、李英杰、许志刚、沈延太、袁学军、江志顺、车夫、张宇、吴家林等人的佳作，知名摄影家人数众多，在此无法一一列名。还有许多外国摄影家寄送来我国参展、参赛的精美之作。甚至连郎静山、吴印咸、陈复礼三位世界公认的华人摄影大师本人的艺术肖像，以及有徐肖冰、高帆、侯波、袁毅平、解海龙、王文澜四兄弟等人形象的彩色照片，也都完整无损地扔在废品堆里。还有大家都熟悉的画面，诸如《过马路》、石少华的《漫画家华君武》、吕厚民的《欢送志愿军归国》等名家名作，有些照的背面既无题目又无作者姓名，有的也只写个编号，查不到作者的名作很多。有一点可以肯定，自1985年以来，凡是曾向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全国大展、国际大赛投送过作品的中国及外国摄影家，都被一网打尽，在我拉回家的这堆"废品"中，就有可能找到他们的参展、参赛、入选、获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