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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潦草的印象 你看，他说得还真是不错。
采访时间较长的是杨茂源，也是周祁、祁志龙和方力均的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他回了大连，住在海滨山上一座日俄战争时期建造的房子里面画画。他拿出那座房子的照片给我看，一片光秃秃的山上一座孤仃仃的建筑，好象是存炸弹的仓库。像大多数从外地来的画家一样，他也是慕此地之名来到这里。我们去了，周祁、祁志龙躺在他的床上，杨茂源坐在一个旧柜子上不住地抽烟，大家就在1993年春天的又温暖又有点儿懒洋洋的空气里瞎扯。屋子里的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一些颇有塔皮埃斯之风的油画，沙子、麻布、油彩，边边角角收拾得很考究。中午时，杨茂源买来挂面做给我们吃，我出去买了些猪头肉和啤酒来，大家边吃边聊。期间王音来借颜料，出去时站在一束光里回头和杨茂源说话，我让他蹲在墙边，旁边有一个麻袋，他就像个麻袋一样蹲在那里让我拍照。那时王音还年轻，像个正在上学的大学生。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前些年，偶然在田彬（现在改叫师若夫了，仿佛翻译过来的白俄时期一骑兵中尉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一名字还改来改去！）给的一本展览样本里见到王音的照片，不复当年模样了。
过了些日子，周祁请来他原单位外文出版社的一位摄影师，用哈斯相机柯达反转片拍画家们的画。杨茂源的画较小，还好拍一些，岳敏君的画都挺大，只好搬到街上来，在阴影里用漫射光拍。老岳一手扶着大画，像个民工。此时的老岳还没有什么名气，但他的画画得真是来劲，全是以自己为模特儿的整齐方阵，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咧着大嘴夸张地直乐。采访他时，他说自己什么流派都不是，但对自己的画很有信心。他认为许多有名的人的画都是狗屁。他的画暂时还没有人买，但这不是个问题，早晚的事儿他说。不过为了生计，他还是做了一份家教，给一个孩子辅导美术课。采访他的一个中午，我请他走出很远在一个小馆子里吃饭，本来想多聊会儿，他说不行不行，到时间了，得去那人家给孩子上课了。走出饭馆，老岳站在马路上，回头和我说再见时，那模样儿极像他画里的形象。我让他站下了，拍了几张照片。
和老岳住一个院儿的是唐山来的杨少斌，一进他的屋里，就看到他那幅把当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时的著名油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篡改后的作品。杨少斌模样极平易，好说话。他的身边跟着个穿白衬衣的女孩儿，说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师。
1993年5月初，天气已是很暖和了，村道上到处是尘土，杨树的叶子在阳光里散发着有点儿呛人的味道。画家村的一家代理他们的作品的画廊开业。画家们自然是倾巢出动，挤满小院儿和外面不长的一条胡同。人群中有些老外，好象BBC的人都来了。也有些国内的媒体记者到场。画家们手里攥着啤酒，三三两两地说着话，走来走去，有些兴奋，纷纷在小院儿的墙上签名。我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地拍些照片，和相熟的一些朋友打着招呼。一会儿，老栗来了，一些画家围着他说话。过了一会儿，田彬走过来和老栗说了些什么，然后又拉着老栗的胳膊把他拉走了。过不久，一辆警车开来，停在不远处，几个警察走进小院儿，脸上表情冷漠，摆着手让所有人都出去，要和画廊的主人说话。空气有点儿紧张。我站在胡同里，那些画家都抱着胳膊站一旁看着，眼神儿有些茫然，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有些人已经回家去了。媒体的几个记者不敢拍照，站在胡同的头上看事态如何发展。我继续拍了些照片。过了有半个多小时，那画廊的老板被警察带着走出来，穿过胡同，朝警车停着的地方走了。人群也渐渐地散尽，胡同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
5月28日，我造访栗宪庭先生的家，就圆明园画家村为世人广泛关注，及如何看待这种关注和评价美术界这种格局，和栗先生做了一个长篇的访谈。至此，为陈冠中的《号外》所做的有关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就算结束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去过这个村子，因为接下来我开始做其它领域那些艺术家的采访，并忙着整理采访的文字、冲洗照片、编排这本《号外》的稿子。尽管几次想再去那里补拍一些照片，但已经不再有时间让我去从容地呆上一阵子了。只是通过祁志龙、杨茂源等人的帮忙，补充增加了叶友、宋永红、王劲松等人的一些作品和自述性的文字。印象深刻的是，叶友的自述文字写得异常混乱，仿佛有什么在心中躁动，又说不利索和究竟，起急。看着这些仿佛四处乱走没头苍蝇一样焦虑万分的文字，我甚至担心这哥们儿别有什么毛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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