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潦草的印象--

第一个见着的就是周祁的同学祁志龙。祁志龙是内蒙人，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分到了北京造币厂工作。媳妇是北京商学院毕业，当下也在于品海那家文化公司工作，已经是熟悉了。祁志龙不太爱说话，挺从容温和的样子。我们去时，他正在画一种将挂历上的穿三点式泳装的搔首弄姿的美女以及大红大绿的牡丹花与伟大领袖肖像并置的丙烯画，一连几幅，已是画到半截的样子，摆放在租来的房间里。这一年，著名的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将这种倾向和样式的中国绘画称作“波普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如王广义者已是在国际上声誉卓著的人物，画作也开始卖得好价钱，身份早已是有产阶级了，惹得国内这些穷困日久的艺术家眼圈儿都红了，纷纷起而效仿，然后又变出各种花样，眼看着就有些让人眼花缭乱了。

　　接下来，自然是神聊胡侃，这个那个，方方面面，回来后赶紧地整理录音，怕有什么要问到的给遗漏了。文字居然看着也有了些意思。祁志龙拿出此前一些作品的图片供我们选用，还提供一篇自述性文字，行文有些晦涩，一如其人表情，但看下去却也说得明白，透着股子用力的狠劲和傲气，仿佛极力要在脑子里理清头绪，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他贬抑过去那种把艺术神圣化的姿态，他说：“那种艺术中的英雄主义或理想主义，在一个商品化的时代，必然导致某种宗教式自恋，和对于神秘的爱好，甚至有时发展为某种低水平的文化霸权主义欲望。因为我相信，空想的道德力量，贬抑日常生活的价值的观念，以及要求他人如天使般圣洁的强迫性心理，实在是有害的。它不再是艺术中的积极力量，也无益于生活。”他还为自己以消费形象与政治符号的并置式绘画找到一串理论依据，说：“消费形象，其意图在于把一个行将走进死胡同的有政治情结的波普语言，还原到商品化形式的框架中来。它从另一个角度来重构政治形象，修正波普在当下环境中关于政治形象的表述性错误。”“消费形象表明一个政治形象在商品化时代如何被感染了，被形象化了，类化了。而另一方面，它指示艺术家如何对待政治－－意识形态的商品化倾向这一难题（如果你继续把它当作问题的话）。”

此时祁志龙的画好像已经由香港的张颂仁给代理了，但生活还看不出有什么改善，租着一个院儿，每月支付数百元的租金，在93年时已是笔不小的开支了。我们在一起吃煮排骨，说着周围村子里住着哪些画家，谁谁画得怎么样，发生过什么事。我们说话时，他的也就四五岁的儿子在一旁作各种夸张的滑稽表演。

得了祁志龙的指引和大力帮助，我们知道居住此地和周边村子里的画家大约有六、七十人，水平自然是良莠不齐，像样子的终是少数。有不少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记得有一个是粮食学校毕业的，还是太喜欢绘画了，或者更准确点儿说，是太喜欢这种看上去太像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了，画儿画成什么样子倒在其次，重要的是披头散发，醉酒当歌，啸聚荒郊野村，有点儿原始共产主义的意思。此前有一册叫斯通的美国人写的《渴望生活――梵高传》在海内发行，我想有不少的人是看了这书大受感动毅然离家出走到得此地准备为艺术献身的。我在一个脸色瘦削的青年家里听他大声地对我说：“我这辈子就撂给艺术了！”他将手在空中一劈，做了个凌厉坚定的动作，让人不敢对他的决心有所怀疑。

但更多的人倒是实在，他们来到这里居住，更多地是考虑到了地利之便，因为此地房租价较其它地方便宜，而且接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点儿走终南捷径策略一把的意思。除了画画的，还有一些写诗的、唱歌的准备日后当明星的聚居此地。一日走在村中大道上，听得有男高音试唱歌剧咏叹调，反反复复十分地较劲，执意要把一个拐弯儿给唱圆滑滋润了，可总是差着那么一点儿，听着让人真是难过，不信他过多少年后会成了什么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