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能改变什么？ --

这样的讨论，对于电影界、文学界、美术界类似文本的批评，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显得尤为活跃。这样的质疑是必要的，因为它显现出人类所有行为的不完善性，亦成为某一种价值系统不能取代一切的制衡性力量。有些问题亦是尖锐真实，比如此类题材的关注是否更多地源自一种个人的好奇和窥视而不是什么“人文的关怀”？是否更多地应合了西方人的趣味和意识形态化想象？虽然并不完全如此，而且许多摄影家也会出来辩解否认，但看在那些年里（近年来亦好象并未减少！）抱着照片往各国驻华使馆跑的摄影家，看看那些通过各种手段接近国外策展者的摄影家艺术家们，看看那些文化掮客在中国傲慢的嘴脸和周围那些巴结谀媚的嘴脸，也真是让人气短。

但是，清晰地回答和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许多对于摄影师的诘难亦显得有失公允。比如摄影家及其此类图像的传播能否改善他所拍摄对象生存状况的问题，这哪里是摄影家可以解决的事？过去有句话常被摄影家们用来抵挡这类的诘问，即“这些影像可以影响那些能够改善这些状况的力量”。但从国中状况看来，这样的回答也显得太笼统了，而且这样的影响从实际的状况看来，也真是可怜。那么这些专事拍摄弱势群体或者边缘人群的摄影家们的工作，以及他们拍摄的这些数量不小的图片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我对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比较悲观。积极一点的，或者是比较理想一点儿的看法，我想可能有两点。一点是，摄影家选择拍摄这样的题材，以及受众通过媒体的传播较多地看到这样的图像，有益于我们的心智的健康，不至于在这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上变得那么不可救药和彻底败坏。比如，它们会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并不像政客或者商人们告诉我们的那样美好和充满幸福；这个世界也远比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身边的朋友那里感受到的复杂和多样；这些人群的生存状态让我们葆有一种基本的悲悯情怀，至少亦还存有一丝恻隐之心罢？我还真不敢说肯定如此。但我看李楠的这些照片，我知道许多人群其实一直生活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即使看到这些有关他们生命活动的图片，我们也只不过是远远地看着他们，却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们可曾想到我们的眼睛瞎了会怎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那些盲孩子如何想象他们碰触的物体是种什么样子？他们如何在心中建立那些歌声中的歌手的样子？逢年过节他们的父母给他们做一身新衣时他们的高兴由何而来？他们的世界是不是我们闭起眼睛来看到的黑暗世界？等等等等。我想到的一切答案可能都与他们真实的觉受相去甚远。但这样的注视是必要的。摄影者都是一些好奇的窥视者，同时也是一些好意的强制者。因了这好奇，他关注到寻常人们所不曾关注的世界；因了这种强制，他将这些人群的秘密和对我们的质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注视和关切。李楠的这些图片让我从日常匆忙却无聊的日子里暂时脱离出来，驻足端详他们，并且心生一种异样的心情。因了这些图片，我知道有些东西是你无法绕过去的。或许这只是极其微弱的一丝悸动，但它毕竟发生了。它的影响或许在将来一个我们不期然的时刻出现，或许根本就不会出现，但这已经足够了。

另一点，我倒是认为，这样的图像关注和图像传播，真正的影响应当发生在国家乃至社会利益团体的公共事务当中。说到底，对于这样的人群的关切和生存保障不是哪个摄影家个人的事，也不是某个路人偶尔的施舍所可以解决的事情。想想看，当你在过街天桥上看到一位仆伏于雪地上的老人，然后施舍一些零钱时，你刹那的一丝满足或者平静改变了什么？无数的人从她身边走过，没有哪个人会改变她的生活。改变她的希望只能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福利策略和保障机制当中。还是回到那句摄影家经常使用的托辞上来，重要的是影响那些略有悲悯之心和社会责任的官员和公共机制，以从根本上为这些人群创造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宽容的社会环境。因此，多少年看下来，我真是怀疑那些以各种堂皇的名义兴起的个人捐助的动机和作用——不是不可以如此，而是这些杯水车薪的善举只不过表达了人际之间有一丝恻隐之心尚存，我们还没有堕落到麻木不仁不可救药的地步。但那些苦难中的人们却依然深陷苦难之中。这种时刻，我们可否来想一想，我们的国家公共事务机构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