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心见--

这也即是诗人勃莱克所说的“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君掌盛天边，刹那含永劫”的意思。一片黄叶，一枝花朵，一握流水，一粒尖埃，无不映照出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　因此，中国自有以折枝花卉为主题的花鸟画；有“马一角”、“夏半边”式的残山剩水。近现代也有那种以折枝花卉和残山剩水为主题的摄影作品；折一枝一叶，取半壁山岩，一丛败草，都能使人觉解到一无限永恒的深意。这种弥合不分大小的宇宙观念若体现在绘画创作之中，用王船山的话来说，那就是“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这和塞尚面对几只苹果，力求复现其结构的真实相去多远!王微在《叙画》中说过：“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成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灵无所视，故所托者不动。目有所及，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尽寸眸之明。”说得很明白：“目有所及”，所以必然是“所见不周”。这显然是反对和轻视那种塞尚式的蒙德里安式的纯粹的“视觉思维”的。

所以，在这里空间物象的问题已经不是视知觉对象的问题了。汤贻芬《画筌析览》中说：“善悟者观庭中一树，便可想见千林；对盆中一拳，亦即度知五岳。”真是高妙绝伦!一座中国文人的家居，庭院虽然狭窄，只要设上一池清水，这便是“鉴”，借此一“鉴”，自然可以映照天穹，河汉星斗莫不在此间动荡。一个智慧的中国文人居住其间，便可以“收天下春，归之肝肺”。他读书累了，或者与朋友小聚散了，送走友人后在庭院中散步。他环顾左右，俯仰天地，见月在天上，月在水中，其实只是个月在心中。真可谓“不出户庭，直际天地”(邵雍《安乐吟》句)。

再如中国艺术中特有的篆刻，材料不过是小小的一方石块，其面大可如豆，而所刻文字的布白间架若要讲究起来，还说“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因为小小一方印章在中国人看来已是一个宇宙，其间自有灿烂无限的生命在流动。挥刀破开边际之时，便可觉解其间自有灵气往来，那是一片生动活跃的天地心性。中国的围棋，现在人把它想成了体育项目，而对于一个有智慧的古代中国人而言，二人围棋又怎么只是一个二人争执高下的对局呢?那是黑白在推移，阴阳在推移，天地宇宙在推移流转。王维诗中说：“枕上见千里，窗中窥万室。”正是这种大小无分，物我共相推移的博大气象。由此说来，凡一切事物无论其大小，皆自道生化而来，所以，做一切事，观一切物，其意义都是一样的。

再以中国的书法为例，中国人的书法之作为艺术是相当晚近的事，而且一直到今天，尽管毛笔基本已经弃置不用，但是，作为审美意义上的书法与作为记录和传达功能的书法仍然并存。书法之前是实用书写，书法成熟地作为一种艺术之后也并未脱了这种实用的干系，这对于后现代主义以前的西方绘画和雕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就是艺术，它高高在上，超尘脱俗，与生活远出许多去，是作为一种纯粹审美意义上的形态存在着的。而在中国人这种特异的宇宙观念里涵蕴出来的艺术精神中，书法与围棋、与庭院、与吃喝拉撒睡并无本质的区别。吃便吃，坐便坐，书便书，都是一般事体，都可从中悟出万物宇宙的本质来。这即是由近知远，也是由小见大。对于一个智慧的中国人来说，并无明确的艺术与非艺术的分别。如果非要“媚雅”一把，强以“艺术的意味”来看中国人的生活，则中国人的人生便可以说是艺术化的或诗化的人生。其吃、穿、住、行、坐、卧，哪一方面与艺术无关?哪一方面不是既实用的而又充满了审美情趣的?　　　

因此，中国的书法、绘画、园林、戏曲之作为艺术，只有对于西方人和对于今天我们这些事实上早已为西方文化熏染变化了的人来说，才是一种生活之上的存在。而在真正的国人心灵当中，与其说这是艺术，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活更为确当些。他调制美味佳肴，他营建一座房舍庭院，他挥笔书写诗文，都是一样的生活琐事俗务。这就是他作为一个人活着所必须经验的生活本身，而不是我们已经习惯说的是什么“艺术创造”。一个书法家写字，也只不过是“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已为人意”(朱熹句)。本来就不是在搞什么“艺术创作”。他从不将写字同穿衣吃饭看得有高下分别。他写信、给死者写悼文，开药方子，为戏园子写水牌子，为酒馆写菜单，写战表，哪有什么要“艺术”一把的意思?书家写字，厨师掌勺，农夫耕作，齐白石当年在湖南乡下的一个小院儿里给人家雕造一张结婚用的木床，他们都只是在自然而然地做事，自然而然地生活。用禅家的话来说就是“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不必于日用平常行事之外，别有用功修行处。也就是“不造新业”。不像今天人们那样，动不动就把在纸上涂些色彩之类的事当个艺术来看待，还整天一脸的庄重严肃。“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圣人，人伦之至也。”大可不必在生活之外找什么艺术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