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第分离渐行渐远--

在这一方向上，山东摄影师做得好的，如黄磊、如杨明、如冯琳。这类图像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运用摄影的技术手段和媒介材料，将现实世界物象完全内在为一种精神层面的视觉符号，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味或隐喻性的符号，构成一个非现实性的空间氛围，从而宣泄一己独有的内在情绪。因为这种隐喻性和象征性，这些图像失去了与现实事物的明确对应性。它弱化图像的指识性和叙事性，表意暧昧、多歧义、含混不定。它只为自己内在表达的需要而存在，所以很少谋求他人的知解，缺乏放于公共平台上进行展示交流的可能性。

这样的图像多出于年轻的摄影师之手，近年来在国内已是蔚然成风，图像个案亦是越来越多。不谈此类图像的是非好坏，更不可将之与社会纪实类图像并置评说，因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图像形态。我甚至认为，这种极为个人化的图像，与此前我们推重和熟稔的图像形态没有什么特别的线性关联。特别是民用数码相机普及之后我们看到的这类图像，仿佛是平地而起来，让那些摄影名家和研究者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惊讶、困顿、不知所以。他们熟悉的那套说辞已经无法用来判断和解读这些鲜活的影像文本。这让我们不得不放弃固有的那些理论，以重新寻求这类图像产生和弥漫的特殊原因。

有意思的是，这类的图像在山东目前还只有很少摄影家通过自己的工作关注过，我们看到的文本亦只有几种。倒是社会纪实类图像做得丰满完整扎实可信。沿用我此前的固执理解：这或许与山东人的秉性中崇尚重大、落实有余而灵动不足有关？我不知道，倒是希望山东一地的摄影家和清楚此中缘由的明眼人有教于我。我可能做的，只是特别邀请在这类图像营造当中成就卓著的河南摄影家王豫明、周晴、田野诸位来山东走走，展示他们在此方向走到的地方和由此产生的风格独特的图像个案，所谓揽镜自照，或可见出我们较少此类关注的特别原由。

此次展览，选择十位山东一地的摄影家，并他们近年营造的有关社会纪实形态的、个人表现形态的、以及观念形态的图像作品。限于主题的考量，亦是便于集中讨论一个问题，新闻摄影、沙龙式的图像、以及大量用作商业目的的图像不在此次展览范围之内。

孙京涛的《秀·色》，直接切入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现实，那就是时尚生活大规模的媒体倡导和相关产品的市场推广，总是打着精神品位提升的幌子，其实不过是巨大的文化资本和商业资本甚至权力诉求在背后操纵的结果。而这个操纵过程中的所有伎俩，亦不过就是回到人的动物性的原点上，直接进入准色情和性暗示性挑逗的层面，强化和夸饰人的本能欲望，然后附以可以回收巨额利润的商业产品。

色情和性，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哪种文化环境当中，都始终是一个令人神往却又晦莫如深的话题。围绕着这一话题生成了多少冲动、爱情、强奸、禁毁、道德说辞和法律案子，亦正是在这个两可两不可之间，情色、性的话题资源、特别是图像资源，最是挠到了人的痛痒极致处。看看当年美国的休夫纳搞的《花花公子》杂志及后来的相关产业；看看较它更为大胆暴露的《阁楼》、《白相人》等等继起者；想想中国从早先的《金瓶梅》、《肉蒲团》到七十年代流行民间的手抄本《少女的心》、外国的劳伦斯写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一干文字作品在中国欲遮弥彰的流行格局；看看台湾璩美凤的情色作秀和当今艺人不断制造绯闻的广告营销策略；再看看从当今网络色情的泛滥成灾，到每年一回的意在打非虚言扫黄的国家行为，你就会明白，这“情色”二字，给多少人物和利益集团带来了不可计数的财富和声名。这些以展示美艳的面孔和服饰的时尚图像产品，与纯粹的色情产业不同之处，不过是以反道德禁忌的先锋姿态和假借优雅时尚品位的名义，合法化地利用了色情这一古老却永远新鲜的资源而已。《秀·色》恰好以自身独特的视觉样式和充满嘲讽揶揄的姿态，剥开了这一合法化图像传播背后的伪善和无耻，同时对我们当下所崇尚的生活品位提出了冷峻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