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第分离渐行渐远--

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时，大势巨变，此前的政治理想忽然破灭，人们开始意识到民众其实于国家政治并无多大干系，世俗与国家政治的胶着状态，人民当家作主人、以及人民可以创造历史的说辞原来不过是一种习染已久的幻觉。于是人心渐渐散去，只在世俗社会的层面过起平民的寻常日子来。这一变化，社会层面的诸多问题和积弊便纷纷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此时人们开始质疑为什么大兴安岭着了那么一场大火？为什么沂蒙山的农民还过着这么差的日子？精神病院的人如何活着？都社会主义社会了怎么还是到处看到乞丐流徙？那些遭有冤屈的无助的人们如何到京城去上访打官司？如此等等。此时政治宣传式的一味点缀升平的图像，已经无法取代大家的感同身受，现实的苦难和平民的弱势地位，怎么可能是那些充满美好景象正面说教的摄影可以遮蔽的？长久处身欺骗之后的厌倦、反感，加之此时“人文关怀”的说辞渐渐泊来中国，大家便为自己将目光投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的影像实践，找到了另一个有力的理论依据。

于是更多的摄影家，包括山东一地的摄影家如李楠、吴正中、傅振祥、王飞龙等等，都开始以图片故事深度报道或者社会纪实摄影的方式进入另一种与政治宣传相左的关切方向。钱捍等此前的一些摄影家，也以一种较为谨慎和策略的方式，开始涉及那些非主流的人群和平民的生活状态。尽管此时的新闻摄影仍然秉持着由来已久的那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式的宣传说教和僵硬姿态，但这种转移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内容多样形态丰富的图像，可以看作是摄影的第二次重要分离。

特别值得说明的一个事实时，这一分离之后，山东一地的摄影，特别是这种深度报道和社会纪实摄影的发展，与摄影家孙京涛由北京回到山东大众日报摄影部工作有极为紧密的关系。在回山东之前，孙京涛已是国内重要的摄影家，且受过专业的摄影训练并在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摄影。他对国内外报道摄影和社会纪实摄影发展历史及现状的熟稔，个人摄影实践的成就和丰富经验，使他有具够的知识储备去影响其它的摄影师。他在大众日报摄影部的工作需要和运作平台，也为这种影响提供了外在条件。此时京涛正在年轻气盛，富有激情，也是多年为师惯了，看到一些新起的摄影师还在拍摄那些浮浅表面无关痛痒的图片，看到他们陈旧老套的图像方式，便一无保留地表现出他的憎恶和挑剔。接下来的当然就是耐心细致的从理念到具体技术各个层面的指点。就我所知，山东的许多摄影家如吴正中、黄利平、井广平、宁周浩、赵建民等等，从专题的选择思路、国内外相类似专题的文本参照，到图像视觉形态的具体控制及整体结构样式，甚至到编辑出版的规模和阐释，都得到过孙京涛诚恳细致的指导和理路清晰的帮助。就像河南之于得水，陕西之侯登科一样，孙京涛不仅仅是这些摄影家们的兄弟和朋友，他更像是这些新起一代山东摄影家的精神领袖，一个具体实在的技艺高超的摄影教头。客观地说，没有孙京涛在山东的存在和努力，山东一地的摄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但肯定不会是今天我们在此看到的样子。

就地域的范围来看待摄影的样式，当然会有一种局限和尴尬，比如“山东摄影”指的是图像内容关乎山东一地情状的摄影，还是泛指山东籍贯的摄影家拍摄的图像，也真是个令人说不清楚的话题。我倒希望将这个概念限制在目前在山东一地从事摄影工作的摄影家和他们的图像作品。在这个范围内说事或许会方便一些。但在这个范围内、就这些年来山东新出现的诸多摄影家和作品说事儿，你就会发现，这些图像形态已经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分裂，那就是许多图像已经无意于社会生活的记录式表达，而是由对外在世界诸般事物的关注，回到了自我内心的关注和影像表现，甚至呈现出某种与过去的摄影没有任何渊源关系的、具有个人游戏性质的、“无意义”化的图像拍摄。小型民用数码相机，具有偶发性和不稳定影像特征的LOMO相机的时尚化使用，使这种个人游戏性和随意性的图像采集，成为年轻一代的基本生活元素。从而使摄影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个人化面貌，和图像形态的多样性。我将这种变化看作是图像的第三次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