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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分离 渐行渐远 [按] 这截文字，是为2005年11月11日在山东淄博策划举办的《山东摄影十人展》写的一个说明。策划这个展览，意思亦是想来看看山东近十几年来摄影发展过程当中出了哪些影像作手，同时也企图理一理这个延展的脉络。
展览期间，特别邀请了深圳的摄影家杨延康先生，及河南摄影家王豫明先生和周晴姑娘参加。他们均已是国内外知名的摄影家。在此一地，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他们风格独特感人深切的影像作品。
同时，也特别邀请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王传东先生率领一干学生人马到场掺和。王传东先生手下那些孩子的作品，不拘成法，手段各异。虽然仍嫌稚嫩粗疏，但关切的内在和直接，影像形态的丰富多样，让人知道，这个地方已是平地起了一茬新鲜庄稼，真真让人心中惊讶。看完展览，孩子们进得论坛大屋，纷纷坐在地下。自一侧看过去，个个皆是青葱少艾少俊，一片明亮的眼睛，在暗处闪来闪去,你就相信，这世界是他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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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一地，古来民风朴茂，尚重大，轻浮浅颓靡之气。这一朴茂，好处是人心淳厚，形色多端严凛烈，寻常做事不喜用奇技淫巧花哨伎俩。不好处，却也少灵秀飞动之气，好仕途，重帝言嘉许。这一重帝言，就免不了要拍马屁。所以古来妩媚文士，或者以独立人格及个人性情魅力见称于天下者，山东的就少。近百年中细细地看过去，尤其如此。
我亦山东人，生与长，皆在齐地。我说此话，亦是尚重大的毛病犯了，说着说着就是“古往今来”，还要总结一下山东人的秉性，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而且积重难返，改不了了。
但这尚重大，重帝言，在一个特别的阶段，会使一种行当或者说领域，成一特别的面貌。比如说摄影。
我看山东一地的摄影，远了不必去说，近二十年中，倒也脉络清楚，不妨约略地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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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时，摄影的功能尚不能从当初的那种为政治服务或者说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当中翻过身来，彼时山东的摄影自然亦是如各地一样，从业者多为自“文革”过渡而来的一批老摄影家。也是一种姿式拿捏惯了，受过冲击的又惊魂未定，除了谨慎从事，哪敢越雷池一步？所以图像多歌功颂德的虚言繁荣与媚笑，功能单一，视觉形态亦是高度模式化。如说这所有的图像是一个人拍的，也真是没有二话。这种样子，全国各地大概都差不多少。山东的，只去翻翻当年的《山东画报》就会知道。
此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并无松懈，但渐渐收缩到上层。再加之如“四月影会”诸影像作手开始倡导个人情趣的表达和关注社会的问题，聪明活跃的如李百军、钱捍、侯贺良等人，彼时也正是年轻气盛的有志小伙儿，心性高昂，已经看出摄影的另一可能和空隙，然后起而作为，拍出一些更多地掺杂有个人情趣和想法的图像。正如“四月影会”那些摄影家们的作为，这些图像多为一些在文革时期被斥为资产阶级情调的风花雪月的内容，说到底，亦只是当初被扫荡灭掉的自二三十年代即在国中流行的沙龙图像。但这类图像在八十年代初期复出流行，其中又无明确的政治宣传的价值，所以它便在一元图像之外另生一元，自然也就有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动机。因此，这些以表达个人的某种向往和心怀的图像营造，虽然内容无关社会的种种弊端，亦无激烈的对抗姿态，但却是离开了当时高度一统化的政治宣传式的动机和用处。而其图像语言形态上亦较原来的宣传教化式的图像生动活泼，这一点为此后的摄影发展开出一条生路和可能。这是第一次图像形态及功能的重要分离。
此后局势又变。这个时期卓有成就的摄影家因为其能力和活力，渐被体制重用，迅速成为一批既得利益者。他们推重的这种富有个人浪漫情绪的图像，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深切的责任感，与民族振兴的主流意识形态再次相合。所以，尽管“四月影会”已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之端倪，但是，检视整个八十年代的图像资源，我们很少见到这种深刻揭露社会弊端的尖锐有力的图像。尽管文革已经远去，阴影渐渐淡化，但更多的社会问题被新时期以“振兴中华”为口号与标榜的新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所笼罩、遮蔽。摄影的传播通道又只限于新闻媒体、有限的几种由摄影协会控制的极不专业的专业杂志、和极少数由国家操作举办的展览，所以，摄影又陷入另一种貌似正常，其实却是限制重重的牢笼困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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