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

“纪实摄影”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
2007-11-16 10:47:57 精英博客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看，大众之于媒体运载的图像的“观看”，并非是为了深度感受和思想而存在的，而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消费过程。人们需要在一个短暂的瞬间建立起关于影像真实的判断，甚至他都不能在真实和虚假之间作出分别，他必须在一开始就相信“凡是照片显现的都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当然也是摄影的物质本体和传播历史以及介入者的利益策略共同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观念。因此，图像的“真实性”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讨论这一问题是理论家的事情。而且质疑大众媒体中的影像的“固有真实”性，意味着你在怀疑大众的智商和判断力，而作为一切商品――包括影像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大众是不能被怀疑的。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将大众的认定当作是真理的一端来看待。这一点也有效地支持了影像乃是真实世界的重要显现这一假设和立场。正是大众对图像的真实性的这种需要、确信和执迷，构成了图像在传播领域和价值的市场实现方面的强有力的消费力量。也正是基于大众对“真实”的这种无限制的消费需求――是在消费“真实”，而非消费“图像”――图像的传播者和市场操纵者从中看到了巨大的潜在利益。大众的无限需求和图像的操纵者之间构成了一个连绵不断的供求关系和利益互动关系。

于是我们看到，纪实图像所谓的见证性、客观性、真实性，被广泛引入我们的研究和日常判断当中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文化批评，我们的社会记忆和大众传播，过往岁月的回溯，甚至引发个人情感冲动的既往经验，无不通过这样一些纪实性的图像来寻求或提供佐证。这些图像的存在，如同法律证言那样，向人们告知和证明那些事实的确存在。你注意一下,那些出现在杂志、图书和电视节目中的发黄的旧照片，它们从不被人怀疑。

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实摄影”的价值在今天显然被人们过分地夸大了！它的地位也被人们过高地估计了！如果说“纪实摄影”之初来时，我们推崇其形态或者强调其价值，有一种强烈的反影像意识形态化、反摄影的宣传工具化的动机和策略在其中，那么，当“纪实摄影”在中国已经成为摄影从业人员广泛实践和运作的摄影形态时，当我们可以通过更为复杂的传播媒介获知更为丰富的有关现实世界的信息时，我们仍然在过分强调其异于其它的“真实”的价值，甚至将“纪实摄影”说成了唯一重要的摄影形态，以致于到达了一个神话的地步，这就意味着“纪实摄影”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影像的霸权。其实，过分强调社会纪实摄影行为的意义及其产品的价值，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关于历史的确认和现实的证明，它带来更多的倒是人们有关现实的真实幻觉和对历史的盲目崇信。同时，它还带来了某些影像生产者对弱势群体的以“人文关怀”为堂皇借口的骚扰和侵犯，带来对一些本来自然自为的人群及其生活方式的猎奇化的过度关注，带来了对异域影像资源强制化的探究和掠夺式的大规模采集。不仅如此， “纪实摄影”在整个中国摄影发展进程中良好的道德形象，其“真实”的相关说辞构成的话语暴力，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霸权地位，对其价值的过度强调和推崇，已经导致了我们对那些将摄影作为个人表现的语言方式的图像、以及其它形态的图像的严重忽视。一种曾经富于怀疑、抵抗和拓展精神的影像形态一旦居于这样一种不容置疑的霸权地位的时候，它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阻碍影像向新的可能性领域延展的力量，这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摄影专制和另一种样式的影像意识形态化呢？

　　或许问题并没有这么严重。或许有人会说，没有这些说辞和警惕，我们也许会把事儿做得更轻松一些。而且，没有这样一册叫作《纪实摄影》的书，我们不是也一直在做着这种被叫作是“纪实摄影”的事情吗？理论的事，让理论家们去理论好了，我们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就是了。这种听上去有些情绪的话，我们这些年来听得真是已经太多了。我想这只是个理解上的问题。没有哪个摄影师是靠着理论调教出来的，理论研究也不具备这样高尚而迫切的责任。史实的梳理，理论的说辞，批评的关注，图像的制造，各自做着自己的营生，目的却都是为了破执去碍，把一档子事儿做得更清晰，更明朗，更智慧。所以，重要的是以一种健全的心智和理性的目光来看待像“纪实摄影”这样的存在，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平静些，再平静些，说不准会有一些不可名状的灵性进入我们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