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

“纪实摄影”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
2007-11-16 10:47:57 精英博客

这还不算，最易打动人群的，也是“纪实摄影”在中国初起之时最具视觉冲击力量的，还是那些关注边缘人群的影像：精神病患者，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乞丐和妓女，盲童和弱智者，麻疯病人，进京上访的平头百姓，进城打工的民工，等等等等。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他们居于人群之外的特殊身份，构成了大量震惊人心的图像。这些图像的产生并不像关注平民生活的摄影那样平易，坦白地说，它们不仅仅是对另一类边缘人群及其鲜为人知的生活状况的探究式记录，更是一种对过去一味粉饰现实歌功颂德式的摄影功能，及其奴性身份的执拗抵抗和愤激叛逆，具有明显的反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这使得它们在长期的极“左”政治思想禁锢松动之后，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纪实摄影”显现出来的这一摄影姿态的转换，其实也就是一种图像价值判断标准的转移。在许多中国纪实摄影家看来，只有这类关注“边缘人群”或者说是“弱势群体”的图像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图像，也只有这些切近国人世俗生活细节的图像，才是具有长久意义的图像。因为此种摄影理念及实践背后，有一个“人文关怀”或者是“人道主义”情怀作为一种道德判断方面的支持力量。尽管这个“人文关怀”和“纪实摄影”的概念一样，在中国摄影界始终也没有人真正的弄清楚它的全部内涵为何物，但仅此概念以及由此概念在摄影师心中建立引发出来的道德想象，已经足以使人们对过去那种用作政治宣传教化的图像不屑一顾，而对这一类的社会纪实图像倾力为之。在这个时期，“人道主义”或者是“人文关怀”被许多人看作是一种超越国家和文化之上的人类共同的情怀和价值判断系统，它和人类的道义、良知、共同的生命价值和道德理想联系在了一起。秉持此种立场，就仿佛当年我们经常说到的那样：只要唱着《国际歌》，你就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找到同志和朋友！因此，“人道主义”或“人文关怀”作为一个不被深究的概念，成为纪实摄影家们坚持的立场和道德指标，同时也被当作一种新的图像价值标准和理论武器，用于反抗和抑制图像的政治功能化及宣传工具化倾向。此时，一少部分中国纪实摄影家所营造的图像，很快在国际性展览和交流出版中得到认同，反过来也强化和巩固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它让人们相信，只有“纪实摄影”所采取的这种“人文关怀”式的道德立场，才是具有国际化和世界性的道德立场。

“纪实摄影”这种价值系统的转移和确立，主要还是在现存政治体制之外来发展和进行的，这使得它本身始终具有一种边缘化的姿态和叛逆的表情。这也成为“纪实摄影”在中国的一种独特表现。这些图片在出现之初时，限于中国可发表此类图像的媒介尚不能达到较为宽容开放的程度，故尔也就像摇滚乐和绘画中的非主流派别一样，较多地是通过国外展示场所和媒体予以展示发表，并和境外驻华使馆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这也就使得这些影像的价值认定和展示传播在开始阶段带有一定的地下色彩和违规性质。它们是以一种与政府宣传口径相左的或者说是不合作的姿态――有时甚至是故意夸大这种姿态而出现的，目的自然具有吸引国外媒体注意以在名利双方面都得以迅速实现的功利动机。尽管这样说会有损于这些图像的本来价值以及这些摄影师的道德形象，但实际运作的状况就是如此。一个反对的理由是，一些摄影师都坚持认为，这些有关中国社会阴暗面的图像，揭示了中国人生存状态的真相。呈现它并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状况，是摄影师的基本良知和责任。这样做的结果会有利于促使政府改变相关的政策导向和消除社会弊端。但这一理由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之内显得相当无力薄弱。它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对主流媒体图像形态的质疑和引导方面。

应该说，这类以“人文关怀”为理由，以关注边缘人群和社会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纪实摄影”图像的大量出现和公诸于众，对中国新闻摄影行业的图像价值取向产生了新的刺激。尽管我们大家都知道，新闻影像开始触及时弊，主要还是大的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的结果，但作为一个邻近的具体的领域，“纪实摄影”成为中国新闻摄影图像转向时期一个实验的先导，特别是在观念方面的先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纪实摄影”在恢复摄影作为历史证言的功能方面的努力，关于准确呈现人类生活真实的立场，对新闻摄影的意识形态化和宣传工具的身份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讽刺。同样的先导作用还体现在图像语言的丰富性和可能性的拓展方面。中国新闻摄影的图像方式，因囿于其宣传功能，自战争年代以来已然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图像模式，且陈陈相因，流弊良多，殃及后来。“纪实摄影”的实验为图像形态的营造提供了诸多方面的可能性，特别是在题材开掘的广度和深度方面，“纪实摄影”长期关注于一个专题的大规模及系统化的图像采集，平民化的视角，世俗化的图像内容，以及逐渐开始的以学术为支持的摄影姿态，不仅使“纪实摄影”本身产生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图像，同时也为新闻摄影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全新的图像观念和行之有效的运作方法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