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

“纪实摄影”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
2007-11-16 10:47:57 精英博客

更有意味的是，这种新时期的个人浪漫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情绪，很快便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向科学进军，振兴中华等等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及发展战略融为一体。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复杂而又激越的时代情绪再经历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自由开化之冲击，吸纳文化寻根反思思潮之精神，又兼之民族主义情绪渐趋高涨，图像制造便自然生出一种宏大叙事的模式。所涉意象，无非万里长城、长江万里、黄河母亲、黄土高原、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等等历史符号和具有宏大气象的标志性地域符号。这些背负着深重的国家责任和历史内涵的视觉符号在各种图像中被过度使用，创造出一种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宏大壮阔而又空泛浮躁的气象。历史之反思，寻根之焦虑，民族之苦难，国家之未来，信仰之危机，前途之迷茫，正是八十年代初中时期国人执着考虑的事情。个人空泛自大的想象，救世主式的自我实现的要求，强烈却空洞的爱国主义情绪，与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策略和道德宣传合为一体，所成就的图像，最后也就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歌功颂德，成为伟大祖国光辉前景灿烂未来的强烈图示。当这种振奋的情绪渲泻和宏大的前景展望成为主流覆盖一切时，现实的苦难便被人们有意地回避开来，众多的社会矛盾被谨慎地遮蔽起来。摄影师再次丧失了切入现实的冷峻勇气和独立思想的批判精神。摄影的身份，也就再次沦为一种丧失独立品格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宣传工具。

此时，“纪实摄影”作为一个含义模糊的摄影概念的传入，直接的影响，就在于毅然继起“四月影会”曾经倡导的切入现实生活，关注和揭示社会问题的摄影理念，并接续了“四月影会”所秉持的那种恢复摄影作为一种真实的图像证言的道德立场，将摄影的动机由过去的那种通过营造高、大、全、美的视觉形象来粉饰现实和宣传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理想，全面转向关注小（小人物、小题材）、苦（生活的苦难、痛苦的心理）、旧（贫困与落后的社会现实）的影像表达，并使这种关注和图像表达趋于理性化和目标集中化。理性化的表现，一个方面是，“纪实摄影”寻找到一个具有世界性和国际化幻觉的道德立场，即“人道主义”立场，或说“人文关怀”的立场。这使得“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实践及发展有了自己的灵魂和道德旗帜，从而使得新起一代摄影家在厌倦和背离摄影过去那种庸俗政治宣传功能和影像模式之后，迅速得一精神依托，并展开广泛的影像实践。另一个方面在于，“纪实摄影”在中国的运作和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关心边缘人群的生命活动和社会问题的姿态，从而将“纪实摄影”的动机明确化和集中化了，其结果就是，“纪实摄影”从“新闻摄影”这个范畴中清晰地分化出来，成为初始动机、运作方式、图像形态、传播通道及市场实现等方面完全不同于新闻摄影的一种摄影形态。图像的政治宣传功能或者说意识形态化的摄影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而是完全归结到新闻摄影及由国家主持和操作的公众传播媒体的身上。新闻摄影生产及相关的传播操作系统，承接了中国摄影当初那种意识形态化的表情和姿态继续行施其功能。新闻摄影专在报道和宣传，而“纪实摄影”则专在社会生活的图像记录。于是我们看到，“纪实摄影”不是通过对抗的姿式，而是通过功能分化和利益分化的方式，巧妙但却艰难地实现了与作为政治宣传机器的新闻摄影生产机制的共存格局。自此始，“纪实摄影”在中国开始进入与居于主流位置的新闻摄影并行发展的进程之中。

在我看来，“纪实摄影”之倡导，其最大成果，首在使众人关注目光，投向国人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一悖过去那种服务于政治宣传和宏大叙事的虚浮骄妄，以及救世主式的自大做作。往大处说的国计民生，说到具体处时，都不过是世俗的琐细生活，几无庄严可说。可几十年下来，国人的世俗生活总为“主义”、“民族”、“国家”、“政治”等等大的说辞所掩，不见了民生的细节，倒仿佛一个国家的人民活着只在呼吸政治的空气，而不是靠着柴米油盐。“纪实摄影”一来，众人将视线投向世俗，就像是端着架式呆久了的人长出了一口大气，心境总算是放平了，重新回到一种平常心和务实安静的姿态。与以往的中国摄影相比，“纪实摄影”在此方面很快即显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活力。大批新起的摄影师开始展开对边缘人群及寻常百姓生活琐碎之物作细致入微的影像捕获，向我们呈现出生活当中那些久已为我们视而不见的丰富细节：行将消亡的手工作坊，四乡游荡的杂耍艺人，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沿河捕捞为生的渔人，厕身郊野的艺术家群体，在城区改造大潮中快速消逝的老旧社区，一条历史悠久的街道巷弄，信奉天主教的乡民，等等等等。这些在过去的摄影观念中从不进入摄影家视野的人群，这些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认作是“毫无意义”的生活部位，成为纪实摄影家们深入关注的对象。所成就的图像，一改旧日摄影那种空洞粉饰之气，内容渐趋细致绵密，显示出寻常人家生活内部的丰富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