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

“纪实摄影”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
2007-11-16 10:47:57 精英博客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新中国的摄影，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一直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服务性的宣传工具而存在的。其基本功能，主在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之声音，间或取得相关之利益。其基本形态，一在新闻摄影。这一端操控者多由战争年代过来的宣传人员及其接续者构成。所涉内容，无非政策贯彻，会议召开，节日庆典，经济繁荣，国家日常事务，等等。所成图像，专在歌功颂德，一片正大光明欣欣向荣的盛世气象。二在所谓艺术摄影。这一端之操控者，多由经过思想改造和归顺新朝的旧时照相馆及报馆摄影从业人员构成。所涉内容，无非风花雪月人物肖像光影造型。所造图像，意在点缀升平，不关政治利害。文革时期，风花雪月不再提倡，原因是涉嫌资产阶级生活情调，遂有大好山河取而代之。总之也是无限风光意气风发健康向上的意思。此两种形态的图像，构成了中国摄影五十多年以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格局。尽管所成的图像不可计数，以今天人们习用的摄影观点看过去，却是既见不到国民生命活动的真实状况，也不见摄影家面对外在世界种种物象之时个人独有的视角和判断。

对此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四月影会”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进行的别开生面的影像实验及带有强烈政治叛逆色彩的艺术活动。“四月影会”一方面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即所谓对社会阴暗一面的图像表达，以此来对抗那种由来已久的歌功颂德式的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新闻摄影理念，并希望藉由此种努力来恢复摄影作为历史证言的功能和独立自在的品格，进而实现民主状态下的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则开始强调摄影师个人独特的观看视角和表现内容及方式的个性化，寻求个人性情和内在世界的图像表现。有意思的是，这一方面的图像内容，主要还是恢复在文革时期被斥为资产阶级情调的风花雪月。前者具有较强的政治理想主义色彩，后者则富于个人浪漫主义的倾向。两者的图像表现，都具有强烈的反意识形态化的动机和叛逆的姿态。这使得“四月影会”成员的影像，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具有一种独特的形态和魅力。从摄影发展的角度说来，由此开始，便打破了过去那种唯工具论的作为政治宣传机器的一元化的摄影格局，所谓别开生面，使中国摄影呈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和广阔的空间。这自是它功不可没的地方。

但“四月影会”所处的影像时代，还是一个草率和笼统的时代，总的说来，是有气象而无章法。所以，它的努力端在破除旧的摄影格局，还只能是笼统地针对摄影在中国发展的整体面貌提出意义含混的质疑和抗拒，却无法给出一个细化的摄影发展的前景。比如，它无法提出一个针对不同摄影形态而采取的发展策略，更没有建立起一种以整个人类摄影发展的历史为依托的学术理论研究体系及批评的秩序。所以它更像是一场以摄影为借口而发起的情绪激昂的反抗艺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运动，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有关摄影自身发展的学术思潮或者艺术思潮。

因此，“四月影会”之后直到80年代末，中国摄影的发展，依然没有形成一个脉络清晰的理性化的格局。而且，由“四月影会”所积极倡导的那种切入社会的皮肤之下，关注社会问题，带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和锐利锋芒的摄影观念及实践很快便销声匿迹了。而带有强烈的个人浪漫主义色彩的个性表现，也迅速地流于一种个人趣味和审美情绪的图像表达，其实也不过是新时期短暂的自由空气之下生出的另一种形态的风花雪月。这种趣味得到八十年代初时兴起的那种简单粗浅的庸俗美学观念的理论支持，最后上升到艺术创造的高度被人们普遍认同：即一切艺术创造都是为了表现美的，而所谓美的创造，亦不过是营造一些愉悦人的视觉感受器官的图像。我们在80年代初期看到了大量诗意盎然的风景小品，充满着轻灵曼妙梦境幻觉般氛围的图像。天使般的少女，蓝天中的鸽子，春日里的阳光，秋叶铺满的林中小路，充满活力的土地，清澈流泻的小溪，浪涛激荡的大海，青春洋溢的表情，成为这些图像中的主要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