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的幽邃魅力--

[按] 　这些年，除了教课，平时闲来无事，就与朋友一起造了不少的书。造书的一个结果就是，当别人写了一本什么大书送到面前来时，我总是以一种不是很兴奋的眼光看看，然后拿过来翻翻，很难再有过去对书籍的那么一种特别的敬畏。另一个结果就是，书店的书越来越多，而自己买得却越来越少。特别是那些架构庞大貌似庄重严肃的学术著作，我总是提不起精神来把它看完。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对写书也越来越没有兴趣，以致于手边同时开写的几本书，都好几年了，尽管有朋友或者出版社不时地催着，还是没有弄完。书是什么？我的一个极端的理解就是，那不过是一迭弄脏了的白纸！

相反，过去的和近年出来的一些理论文集却越来越吸引我，因为我从中看到了许多杰出的头脑，在认真地想一些非常基本且重要的问题。也是因了这个原因，我更喜欢做一些独立的文字，单说一档子事儿，而且除了说那些当下碍眼的事之外，我更喜欢去想一些在别人看上去特别枯燥无用的问题。对我来说，这比造一大册图书实在且有意思得多了。当然，这些文字过些时候回头一看，或者在别人看来，也许就是一摊狗屎。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我在造一摊狗屎,而且造得还挺认真。我认真地造得的一摊狗屎，别人一不小心踩在脚上，还到处乱跑，于是狗屎的气味也就四散开来，花也不想开了，蝴蝶们蜜蜂们四处逃窜，我在这厢看着，很好啊！

如何撰写一部新中国的美术史，或者说如何让大家尽可能完整和系统地看到新中国美术发展的整体脉络，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这事儿太为重大，有点儿不是我等担当的任务。同样的追问也可以延伸到美术之外的各个学术领域中去。与50年前的中国学界相比，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的学者做个学问，尽管个个家学深厚，又往往是学贯中西，但似乎大都不愿意自己站出来炮制巨著，大发宏论。他们往往在即成的文本之上或注或解，谨慎从事。潘光旦译一部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译笔晓畅明白自不必说，所作注释之精严深透，之一丝不苟，对学术的谨慎，对字纸的敬畏，直令我辈心悦诚服。费孝通那么年轻就做得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也就是《江村经济》)今天看上去依然是好。50年过后，学术的姿态或者说是学术的心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似乎更加注重个人观点的急切表达了。许多历史学家、从事艺术史研究的学者在堆集如山的文献资料中摸爬滚打，搜刎扒梳，最后成一著作，目的无非是想对一段纷繁复杂的历史作一理论上的解释，最后成一家之言，利于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把握，同时也得一己之声名——这当然不算什么坏事。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从过去那种看上去有些迂腐的注经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当我们急于在人群中间发一声喊，来表达我们个人观点的时候，我们是否对所面对的历史尚还处在一知半解的阶段？我们是否对有关这段历史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都已经作过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我们声嘶力竭的声音里是否夹杂着一些虚张声势和掩耳盗铃的尴尬？我们看到，近20年来，大量民国中的作家、学者被大家想起来，一时尊为大师，在嘴边儿上重新说来说去。大量50年前的文学作品及学术著作也被施以豪华包装隆重刊印，我想这不仅仅是对已过世的学人一种特别的敬意和缅怀，同时也是借这些扎实可靠的旧作来弥补和疗救今日学术研究的浮躁和苍白。

1998年冬时，与一搞当代美术史的朋友吃酒，说起新中国以来摄影及美术发展的历史，说着说着，也是借着三分酒力，竟然激动起来，同以为国中摄影及绘画五十多年来的发展，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权力更迭和社会变迁的图像表达的序列，而没有作为一个艺术门类自为的风格史的延展脉络。朋友乃是热血男儿，发誓定要造得一本专著，细究一下为什么会如此这般。说到兴奋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便邀我同做此事。我倒还没有醉到那个份儿上，赶紧摆手谢绝。此前我亦做过此类勾当，知道搭一架子，划拉一堆资料，然后分门述及，最后码成一本大书，倒也不是个难事，只是到得这把年纪再做此类破事，已是了无兴趣。更知道以我辈的功底和眼界，真是不足以成此伟业。于是相约，他来写这样一部当代美术的历史，我呢，做一部当代美术的文献图集，一是自己也算将这五十年的东西捋它一遍，过过手儿;二也算是两相互补，或可算是一档子正经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