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你的作品在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尤其是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展出过。你认为在哪里赢得人们最大的兴趣。
S.B：我的作品在西方普遍受到欢迎。
M.R：在西方的摄影中有许多严格的规定，尤其是涉及到裸体。比如梅普尔索普在死后还因为两幅裸体的儿童照片受到法律的质疑。在西方，身体具有神圣的意味，很难如同你的镜头中所展示的那样。丹尼·阿巴斯也许到达了这样的层面。她主要拍摄社会的边缘人物。捷克的简·索德克也找到了相似的模特儿，包括在乌克兰。如果西欧的摄影家也展示如你《孩子》系列的作品，是否会受到非议？
S.B：我在2002年的艺术科隆也遇到过这样的麻烦。不同的眼光会看到不同的色情因素，在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的。
（这组作品为军队女孩）
M.R：你出生于乌克兰，工作于莫斯科。为什么你会认为自己的作品会得到西方的赞赏？
S.B：这主要基于我的摄影语言，尤其能被西方视觉文化所接受，那里的人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艺术本身，是想理解艺术家。我的作品最初在德国受到欢迎，现在则是在比利时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或者比利时在某种方面和乌克兰更接近。这些国家很少有狭窄的民族观念。
A.A：你的《钢铁工人》（2003）系列具有丰富的对比，工人们完全得到了自我的尊重，在你的镜头前充满了自信（上面两图）。你是如何达到这样一种效果的？
S.B：我在伊则夫斯克钢铁厂看到过难以置信的场景——面对工业灾难工人们表现出钢铁般的团结。你可以从中感受到最后的英雄主义所散发的光芒。尽管时代很快就转向了资本社会，他们还是对以往的一切坚信不疑。他们的这样一种孤注一掷的豪情可以通过他们的姿势展现出来，比如他们嘴唇上的雪茄烟，他们从高处看我的姿势，就像真正的英雄。
四年以后我到了另一家钢铁厂，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类型。这是新的一代人，不再是当年的英雄。他们只是为了工资而工作，这时候我意识到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组作品为我的莫斯科）
M.R：莫斯科的摄影景观如何折射在你的作品中？
S.B：我到了莫斯科之后，发现自己的作品相比莫斯科的摄影家具有更大的“热量”，也更为个人化。毕竟流行的趋势是不一样的。莫斯科摄影的审美趣味偏重精心设计的构成主义风格，来自罗德琴科的传统。他们批评我的构成方式不正确，过分强调社会因素。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不是摄影家。我不和他们辩论，因为的确我是一个艺术家，而非摄影家。
（这组作品为秘书）
A.A：你对数码摄影是如何看的？
SB：我对数码技术非常尊重，但是我还是使用胶片相机。因为对我来说是让我感到兴奋的原因，也是一种挑战。外出拍摄就如同打猎，你只有数量有限的弹药，你必须命中的你的靶心，否则你的动物或者说照片就会逃掉。对于我来说真实性的成分是最重要的。在暗房里我关注所有可能的细节，印制成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