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零3个月后，我又一次来到西藏。8年前来过西藏，我感觉只是到了西藏的一个角落：林芝地区下属的八一镇、波密、墨脱一带。那次西藏之行几乎没给我留下多少深刻印象。
　　我最深的西藏记忆是1999年2月，新华社图片编辑陈小波在《大众摄影》上发表的一篇名为《藏北的冬天》的文章，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片文章严重地影响了我的西藏摄影观，之后我也因此认识了陈小波。从文章中我看出了作者陈小波、摄影者觉果、沈桥在藏区所扮演的角色，她（他）如此地深入、如此地尊重、默默地拍摄着牧民桑曲一家人一天的生活。陈小波写到“来来往往的摄影者离藏族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太远了。他们脚步匆忙，把高原的女人、孩子、喇嘛和牛羊都当成物来拍，像雕塑一样美却毫无生命。没去西藏，我以为我过去看到的照片就是西藏；去了西藏，我用眼、用耳、用脑、用所有的感知重新建构对西藏的认识，并为我诸多同行的浮躁和没有耐性感到羞愧。”这么多年以来，无数摄影朋友给我看西藏的采风照片，我都很不屑一顾地在讽刺一番照片之后，向他们推荐陈小波的这篇文章，主要原因我认为绝大数摄影者影像中的西藏生活都是浮光掠影的表象，西藏生活的场景在我心中早已先入为主，纯粹风光摄影作品我不予评论，但人文民俗方面的摄影作品几乎没有我看上的(后来发现吕楠的西藏照片更是让我叩首甘拜)。
　　到西藏摄影几乎是每一个摄影者的梦想，而摄影本身的特性存在着猎奇影像的因素，随着都市人影像防范保护意识日益增强，摄影者获取影像的难度越来越大，继而将镜头转向落后地区。此次西藏摄影我感受最深的是两个方面：首先，摄影者与被摄者需要保持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我称之为：人格尊重与镜头尊重，所谓人格尊重就是与被摄者的沟通、友善；镜头的尊重指摄影者与被摄影者之间的物理拍摄距离。8月30日我们一行在日喀则拉什布伦寺拍摄，我一人走进寺中的一家小画店，一进门我就本能地摘掉了帽子和墨镜，并向店内喇嘛说明我是内地来的新闻记者，征询能否拍照，得到喇嘛的许可后，我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小心翼翼地在小店内观察、拍摄，（这是我一贯的工作方式），影像部分拍摄完毕之后，我又向喇嘛了解了九世班禅十世班禅和十一世班禅的一些情况，临走的时候，我对喇嘛说能否“请”一幅班禅大师的画像，结果那位喇嘛说可以送我一幅班禅大师的照片 ,我双手接过喇嘛送给我的一幅“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的照片，这么珍贵的照片让我兴奋不已。我不敢妄自断言说这样的奇遇是我拍摄前后沟通的结果,起码我自己敢说我的沟通能力、拍摄手段,工作方式是没有问题的。
 　　在摄影者取得尊重与被尊重的关系后,获取与付出也是此次西藏之行的一个重要感触。我见到的藏族同胞几乎都比８年前有了商品意识——拍照给钱，这倒是让我吓了一跳，细细地一琢磨，你用照相机获取藏民的影像，藏民索要钱物作为回报，理所当然啊！摄影者获取影像的过程本身是带有一定“侵略性”，更何况几十人的长枪短炮对准藏民，干预着人家的正常生活。照相机一诞生就是奢侈品，而拥有照相机的摄影者也就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贫困愚昧落后面前表现出来的是来自伪文明社会的一种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