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与记忆之间──1990年代的中国纪实摄影
2007-10-26 12:00:38  

与拍摄同性恋生活的美国摄影家南·戈尔丁（Nan Goldin）的作品中的自拍照片不同，赵铁林不是这些女子的同类，他与她们并没有身份上的认同。那么，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的目的也许是想通过让自己与对象存在于同一个画面中的事实，对客观存在的一边倒的”看与被看”的关系做一调整。但这里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这个现场还多出了第二台照相机，这第二台照相机起了什么作用？当然，他的这种尝试给纪实摄影的叙述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同时也给探讨摄影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这些问题包括，他是以怎么样的一种身份在进行拍摄，是否公开了自己的拍摄意图，他是否意识到一直在现场的照相机（有时是两台或者更多）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所起的鼓励作用对最后结果的影响，他的这些照片通过媒体传播出去后，对被摄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等一系列事关摄影的伦理问题。赵铁林的这些反映”另类人生”、”边缘”人群的生活状态的作品受到许多媒体的欢迎，它们以各种方式刊登了他的照片。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媒体市场化的压迫下媒体本身所出现的一种变化。因为这种反映”边缘生活”的图像满足了人们的窥探心理，甚至帮助人们建立自己身在中心的虚幻假象。同时，这种窥探性的影像又有助于发行量的提高，因此媒体也愿意刊登。此外，这种不是以摄影作品集的方式出版，而是以图文并茂的书籍形式，或者是刊载于杂志上的传播方式的作品传播方式，反映出了摄影家及传播媒体的市场意识。当然，这同时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反映底层生活的纪实摄影被作为目标为白领阶层的刊物用于了消费目的。

此外，陆元敏与赵铁林的纪实摄影作品中还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们的镜头已经把视线伸进了隐密的私人生活空间。这或许是对私人生活长期受到抹杀的一种反动。但是，这种个人化的视线向私人空间的延伸甚至是侵犯的边界在何处，这种观看的道德底线（尤其是在像赵铁林这样的照片的情况下）在何处，这些问题对于尚未来得及反思摄影表现中的伦理问题的中国纪实摄影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摄影家以他们多彩的实践丰富、扩大了纪实摄影的定义则是毫无疑问的。

历史文化的影像追寻

纪实摄影有充分的理由成为一种与现实良性互动的手段，但是，它也是一种追怀过去、保存历史的工具。在面临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关头，纪实摄影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以影像方式记录过去的历史文化。如果说上述作品是以现实生存为题材的纪实摄影，因此可以称为生存纪实摄影的话，那么下面我们要遇到的一些摄影作品则可以称之为文化纪实摄影。

这股文化纪实摄影热的始作俑者是北京的徐勇（1954－ ）。从1989年夏天到1990年春，他花了一年时间拍摄北京的胡同，并在此后出版了名为《胡同101像》的摄影作品集。徐勇说，他的目的是”想要表现北京胡同的历史，还想要真实地表现北京胡同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显然，他要记录表现的是胡同的历史与现状这两个方面。但具体到作品，《胡同101像》呈现的基本上是胡同有些沉闷的外形，是对胡同文化表面形态的一种纪录。尽管对胡同中人的生活形态有间接的呈现，但通篇没有更深地触及胡同这种建筑形式与北京人的生活的具体关系。从文化的角度看，他的作品更多地体现了对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的胡同的视觉关注与纪录。虽然这样的图像与没有原则地膜拜摩天高楼的自慰性图像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手法也平朴与诚实，没有过多的渲染与个人主观意识的介入，但是，他的拍摄没有把胡同与北京城市景观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结合起来，因而缺乏一种现实深度。

《胡同101像》问世后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据说有许多到中国来旅游的外国人购买了这本摄影画册）。从这一点看，这是一个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纪实摄影作品。徐勇的胡同照片在获得公众的广泛认知后，他还发展出一个胡同文化公司，在使胡同文化商业化的同时，也使他的胡同纪实摄影经由商业化途径传播出去。与赵铁林的”另类人生”的纪实摄影被商业化一样，徐勇的纪实摄影同样也商业化了。而从他有针对性地以国外旅游者为对象的商业运作看，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胡同纪实摄影最终还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帮助强化与固定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的”他者”形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