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身体·意识形态
2007-10-26 11:59:03  

姜健的这个立场可以以他的摄影集的名字为证。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一段话中找到他给这本摄影作品集命名的理由。姜健在摄影集中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占人口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是社会的根基，他们的生存状况直接表现出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我把视点聚焦在农民以及与他们生活直接相关的家庭内部。”从他的这段话，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农民地位的认识，也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们还可以发现，他对“主人”农民这个中国社会的主要成份的定位依据来自于他们的社会总人口的份额与他本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


从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结构框架来看，工农联盟框架中的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他们也因此理所当然地是这个社会的主人，社会发展的主力。也许，正是这么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设定，成为他采用将对象放在画面正中的这种方式的主要理由。这表明他默认了这么一种按照意识形态来划分的社会分层。但是，对于姜健来说，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以外，浪漫的“人民崇拜“也许也在他对农民地位的无条件肯定中起了作用。相对于现实中的对“主人“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如创造农业户口这种明显的歧视政策），姜健的影像肯定是具体的而且是真诚的。他的“主人“情结不能仅仅理解为是意识形态作用于这个１９５０年代人的结果。表现“主人“也许更是他的感情使然。他在关于为什么拍摄这些照片的同一篇文章里，就曾经充满温馨地回忆他作为一个随辽宁省高级干部的干部子女下放农村时所受到的“主人”们的热情关怀。这种对“主人“的感情，被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移植到照片中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人＞这个名字本身就有着一种悲壮的宣言色彩。他也许就是要用自己的“主人“影像赋予“主人“这个名词以具体的内容。在姜健的照片中，“主人“们的生活现状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呈现，既有富足的，也有窘困的。他的诚实使得他不会刻意美化“主人“，而是谨守摄影的有见必录的特性（尽管这个特性已经受到质疑）。


然而，在最新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北京）中，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对中国社会阶层作了重新分层。根据这份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被分成十个层级。而以前的社会主体农业劳动者即农民被列在第九位，其地位处在产业工人之后，无业、失业与半失业人员之前。显然，根据这个研究报告，农民已经不是促进这个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主人“实际上已经构成了社会底层的主要部分并终于得到了正式的确认。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主人＞中的“主人“的命名与呈现方式就显出了与当下现实的背谬。“主人”的图像事与愿违地成了一种对“主人“现实的嘲弄与反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照片倒不如说成了一曲“主人”地位的挽歌。而这种被嘲弄的感觉，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主人“这个名字与程式化的处理所引起的。其实，从“主人“的命名到主人的呈现方式都显示了“主人“地位的虚设。因为“主人“的命名与形象制造是通过他人来实现。在照片中，主人们被纳入一种规定的格式中，被剥夺了主体性，成了一种个人意图的化身，同时也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牺牲品。这种正面的有时显得呆板的“主人“图像在在显示外部力量对“主人”的控制与掌握。无论是“主人“的命名还是“主人“的呈现方式，他们都无从参与。而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贯彻摄影家的农民是社会“主人”的观念的道具。＜主人＞的图像不仅仅显示出摄影作为一种外部力量的控制力，更暗示摄影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潜在控制力。通过对＜主人＞的分析，我们发现，１９５０年代人的姜健的摄影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复杂性。公共话语也许就是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入侵了他的个人意识与表现方式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它的目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可以决定自己的艺术形式，但却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对他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