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身体·意识形态
2007-10-26 11:59:03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几张照片记录了社会中的身体的话，那么刘铮作品中的另一类身体则可以称之为想像中的身体。


　　在《“皇帝与民女私通”》中，除了一种民间社会的共同幻想以外，更可令人注意之处是被塑造出来的皇帝的身体。作为国家的囚徒，皇帝的身体也同时被囚禁了起来。因此，民间有皇帝也要解脱这种束缚的想像也是合似情理。这里面同时包含了同情与精神胜利法。尽管是后人的想像，但蜡人皇帝的羸弱的身体还是与健康的性相去甚远。但讽刺的是，权力却寄寓于这样的身体。当然，这只是民间想像中的身体，但却反映了人们对权力的嘲讽。而当刘铮以闪光灯照亮这个场面时，我们发现，这个角度正好像是闯入的一瞬间，而皇帝的身体似乎是被灯光剥去了遮掩似地，一无是处。非人格化的蜡人在这个瞬间被转化成了人格化的对象，并且令所有的想像黯然失色。刘铮的捉奸式的用光与角度，令人想起新闻摄影的抢拍。于是，他使一种想像成为现实感强烈的图像，并使这种想像中的身体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图像，公然混迹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刘铮就是如此老练地利用这种既有的图像来铺陈他的《国人》。通过摄影这种特殊的视觉方式，他把我们对历史的潜意识与想像注入到这些身体的标本中，赋予这种想像以视觉上的合法性。


　　总之，不管是社会现实中的身体还是历史想像中的身体，在刘铮手中，都成了构成他的“国人”形象的重要素材。它们既是他确认、再造记忆的素材，也是他表现的素材。因此，以摄影的真实性来衡量他的作品就会显得捉襟见肘。他决不拘泥于真实与虚构的二元论式的教条。而是在这两者之间，用这一张张透明的影像薄膜搭建起一个可以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游刃有余地去来的空间。在他设下的有时是真假难分“视觉陷阱”里，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入地思考摄影与身体、摄影与真实等的关系问题。这也许就是他的摄影的目的之一。


姜健的 ＜主人＞与刘铮的＜国人＞


　　桑德的影响并不止于１９６０年代出生的刘铮。1953年出生的摄影家姜健的《主人──姜健摄影作品集》（２０００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北京），也证明了桑德的摄影方式对中国当代摄影的深刻影响。


姜健以肖像摄影的形式辅以大景深的环境细节描写，在为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农民造像的同时，也出示了正统意识形态、当代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并存与胶着在农民生活空间中的现实景观。而他的让农民正面面对镜头的肖像处理手法，是与桑德一脉相承的。不过，与桑德的基本上将人物从环境抽离的做法有所不同，姜健照片中的河南农民们的家庭空间成为了这些肖像照片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详细描写他们生活空间中的种种细节，以此交代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并以艳俗的色彩表现强化了中原农民的审美趣味。据姜健自己说，他化了八年时间拍摄了这批河南农民肖像。通过一种观念先行的程式化（不应理解为贬义的）的观看方式，姜健为后世留下一份可以据此解读中国某个地区的农民生存状态的视觉文献。


就姜健从事《主人》这个摄影工程的时间而言，正好与中国纪实摄影的关键时刻1990年代重合。在经过了长期的扭曲之后，一些中国摄影家在进入1990年代后终于开始形成一种关注社会生活的自觉。他们的目光不再停留于寄寓士大夫情趣的山水花草，更不能忍受捏造子虚乌有的美好生活图景的虚伪。当然，这个转向其实早在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摄影活动时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进入了1990年代后，这个转向开始变得不可逆转了。


1976年发生的四五天安门摄影，可以说是摄影第一次被自发地运用于重大社会事件的记录。出于对受到严密控制的官式新闻摄影的根本的不信任，加上一种历史敏感，许多人自发地拿起了相机记录了这个政治事件。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这批照片得以面世，许多当时的摄影者也借此机会进入摄影界。最重要的是，官式新闻照片的缺席等于宣布了与民间的摄影在场的合法性。而从1979年到1981年间由四月影会举行的三届“自然·社会·人“的摄影展览，则触碰了社会问题，也提出了摄影语言探索的可能性。而1980年代中期出现在各地的摄影群体（广州的人人影会、北京的裂变群体、现代摄影沙龙、上海的北河盟摄影沙龙、陕西摄影群体、厦门的“五个1“群体等），则从新闻摄影与现代主义摄影这两个方面表示出一种独立意识。但是，这些群体的探索并没有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响应。这既与整个社会的变化程度相对平缓有关，也与传播媒介的不发达有关。虽然当时也出现了像李晓斌的＜上访者＞这样的揭露社会问题的重要作品，但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拍摄这张照片是因了对象的“形象所引起的职业性反射“。因此，这虽然是摄影表现上的现实主义的胜利，但还称不上是纪实摄影的胜利。因为这并不是纪实摄影所要求的对一个社会现象的系统深入的影像分析。只是到了199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又一次全面展开与传播媒介的发达，摄影的回应才显得真正活泼起来。只有在这时，纪实摄影才获得了与社会变化互动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当然的反拨，中国纪实摄影在一开始就呈现出关注弱者的特点。不过这种关怀弱者的热情有时显得有些病态，有些摄影家将一些特殊群体的非常态生存状况以摄影特有的方式加以放大，而猎奇心理与追求轰动效应的策略也始终夹杂其间。但纪实摄影的关注点毕竟开始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一致起来了。姜健就是在完成了描摹农村一草一物以解下放农村的乡思的《场景》后，开始了对中原农民的影像关注的。他的拍摄农民“主人“，正好与中国纪实摄影走向深入这个过程同步。不过，与许多标榜关怀弱者的摄影家不同，姜健的《主人》是将农民作为一种社会主体加以表现，他并没有认为他们是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