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身体·意识形态
2007-10-26 11:59:03  

　　也许，刘铮通过这些照片想要宣示的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错谬与错乱正是由这些疯狂的、无意识的身体所构成与体现的。这里不存在价值判断上的对与错，有的只是文化与传统、意识形态与权力、财富与罪恶等的各擅胜场与相互角力所形成的紧张关系，“国人”们的身体则宿命地沦为一个战场。而摄影，则自然地扮演起为这种紧张关系的形成推波助澜、制造戏剧性效果的角度。由于照相机的在场，许多身体都面对镜头作出了本能的调整，因而在掩饰了身体可能会暴露的隐秘的同时，也暴露了身体背后的心理秘密。当然，这同时也暴露了摄影控制身体的强大力量。


　　比如，在《千禧夜的两个富人，北京》（图８）中，刘铮以正面相向的构图让两个时代新宠充分展示了自己。他的观看客观中性，只是让镜头来记录看到的一切，表情、动作、服装、环境、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环境的关系等。这两个人的顾盼得意与相互期许的亲密姿态，显示对成功的自豪与信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面具。有了面具的遮挡，他们更可以放松地面对镜头了而不必担心会暴露什么或者让镜头看出了什么。然而，照相机并不是只从面部表情来捕捉内容，它会把它所看到的一切一无遗漏地记录在案。被记录在胶片上的这两个人的开胀欲裂的身体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揭发了他们的生活品质与内容。但他们本身也许不会意识到照片会提供这么多的分析的依据。而人们这时会注意到，身体其实也是一个承载了许多关于身份、阶级、教养等社会人类学参数的载体。


　　刘铮的这张照片还让我想到了德国摄影家奥古斯特·桑德的一张照片。（图９）桑德是一个德国肖像摄影师，他的宏愿是完成一个名为《二十世纪的面孔》的项目，为二十世纪的人类建造一个形象长廊。后因希特勒的上台，他的计划夭折了。熟悉摄影史的人都会发现，桑德是刘铮的一个主要风格来源。在桑德的这张照片中，资产阶级家长似乎意识到了镜头的穿透力而采取了回避直接面对镜头的姿态。他回避与镜头的正面对峙。他甚至还用看上去是在保护他的孩子的姿态来避免他的已经开始发胖的形体在视觉上的扩张感。这两个孩子实际上成了视觉上的屏障，使他的身体免于过度扩张的尴尬。实际上，他成了他的孩子们的被保护者。


　　与两个中国新富人的张扬相比，这个德国富人的姿势显得收敛多了。这种不同的姿态的背后其实是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刘铮照片中的新富人们显得开朗，非常地自信地面对镜头，没有那个德国人的阴郁甚至是某种罪恶感。而桑德照片中的德国布尔乔亚，似乎内心有愧似地回避镜头的凝视，而且还以一种神经质的姿态让自己的孩子掩护自己不被镜头审视。然而，这种神态是不会出现在中国新富人的脸上的。他们急于宣扬自己的成功，张扬自己的个性。而这个德国富人则肯定懂得，财富并不是最值得炫耀的。他因此要与镜头周旋一番。而这两个中国新富人既没有对财富的真正认识，也没有了解镜头的力量。他们虽然用面具（也许是无意的）顾及了形象的隐私，却忽视了身体的信息发射作用。这反过来也许可以证明的是，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体的作用其实并不了解。


　　在《一位在纺织厂的新疆女孩，１９９６，新疆》（图１０）中，女童工的身体因为工作的需要而被遮掩得严严实实，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她的身体被榨取的残酷事实。而她的回眸这一身体语言则提示了摄影者进入了工作现场。工作中的身体受到了干扰。与美国社会派摄影家刘易斯·海因的拍摄于１９０８年的美国女童工照片（图１１）相比，刘铮的照片更直接，并且显示了摄影师的在场，呈现了他与她的某种力量关系。而在海因的这张照片中，至少我们看不出女童工意识到了海因的存在的迹像。在海因的时代，摄影所拥有的权力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大。为了调查美国工厂主雇用童工的真相，海因必须或把照相机藏在饭盒等里面、或化装成抄表者才能偷拍到他所需要的影像。而在刘铮的时代，照相机往往是不可拒绝的权力的象征。这时，刘铮的摄影在揭发了丑陋的同时也展现了一种相互关系。一种隐蔽的身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